蜀国的地方学校以益州较为发达。益州地方学校原来是汉文翁首创郡学的地区，到刘备时又任命来敏为典学校尉，尹默为劝学从事。刘禅建兴年间谯周被提升为典学从事，总管全州教育。由于谯周办学有方，甚得当时百姓称颂，后来益州刺史董荣在州学之中高挂谯周像，称赞他：“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13]
吴在州亦曾设地方官学。例如孙瑜为奋威将军，领丹阳太守时，对于笃学好古的儒学家马普十分尊敬，特请马普教授将吏子弟数百名，“遂立学官，临飨讲肄”[14]。顾邵任豫章太守时，曾选小吏中资质聪慧者入乡学，凡学习优秀者“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15]。
两晋的地方官学较之三国，最突出的特点是更无定制。且多由地方长官自行创办，其中不少是地方官吏为培植私人势力而兴办的。
西晋武帝时期地方教育还有可称道处。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个人：虞溥在太康年间任鄱阳内史时，曾经“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16]。虞溥并作诰书要求学生“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认为不患才之不及而患志之不立，只要专心学习，一以贯之，必可有成就。杜预镇守荆州之时，曾一面讲武，一面设立泮宫讲学，一时传为佳话。河南尹王恂在任期间曾建立二学，开设《五经》，羊祜镇南厦也曾设庠序，唐彬更于边远地区乌丸“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17]。
东晋孝武帝时期，举办地方教育比较积极并有一定影响的是太元年间的范宁。他在任豫章太守之时，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18]
为培植私人武装割据势力，而努力兴学出名的，一是西晋的张轨，他在镇守凉州时，特立学校，征九郡胄子500人，置崇文祭酒，春秋行乡射之礼。二是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兴办学校。庾亮亲自选置学官，建立学舍，收罗“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19]。并且下令参佐大将子弟全部入学，他自己的子弟也令在学中受业。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军事及政治形势的需要，培植个人势力，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以安抚地方。
二、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南朝虽内外交困频仍，但是学校教育比前代仍然有所发展。中央官学办出了许多特色，而地方官学则若有若无。中央官学除开设主讲儒学的国子学外，又创立了专科学馆，讲授研究不同学派的经学及各种专门学问，南朝的学术由是呈繁荣昌盛状。
（一）南朝时期的国学经馆
刘宋皇朝立国60年，在开国之初宋武帝刘裕就曾下诏书兴学校、选儒官，然未及实行，武帝便去世。刘宋国子学正式恢复是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九年（442年）诏：“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20]同年，文帝下令兴办地方官学。元嘉二十三年九月，文帝曾“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21]。十月下诏，对于学生的回答表示赞赏并给国子学生及教授之官以赐帛的奖励。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因北魏太武帝侵宋战争爆发，宋文帝下令停办国子学以全力北抗入侵者。20年以后，刘宋明帝泰始六年再度兴学，改国子学为总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