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学初立于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因为是在魏太学的基础上建立，所以晋武帝下令整顿太学。太学经过整顿，淘汰不合格太学生及博士教官。这里说明一下，魏太学办到后来，由于战争频繁，许多青年人为了逃避兵役、徭役纷纷进入太学混饭，致使累年积太学生多达成千上万，鱼目混珠。晋武帝将接手的太学，由原来七千余人减至三千余人，设博士19人，并限六品以下一般贵族子弟入学。太学中除正式生之外，可招不同出身的各式寄学、寄学陪住生。凉州、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学生则称为散生。对于高门士族子弟，则另创设国子学：“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6]国子学限五品以上贵族子弟方可入学。两晋的太学与国子学一直是两者并存，正所谓“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原两存之也……”[7]
两晋的国子学和太学办得并不是十分景气。西晋惠帝元康年间曾一度两学兴盛，潘岳作《闲居赋》曾描述：“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8]然好景不长，西晋末至东晋初年，由于政局混乱，战乱此起彼伏，两学一直处于时兴时废状态。淝水之战东晋取胜之后，虽然东南偏安于一时，孝武再兴两学，仍然是起色不大，两学的规模远远不如曹魏及西晋初年，太学与国子学在校学生不过百十余人。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战争频仍，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自曹魏开始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长期执行，导致士族子弟可以不进学校而专依门第越级升迁。一般士人入学只为避役并不指望通过学校考试就能入仕高官。特别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风行老庄，虽然两晋中央官学授课内容已兼有玄学和佛学，但仍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引不起青年学子的兴趣，由此入学人数锐减，这也是导致两学日益衰落的原因之一。
（二）魏晋时期的地方学校
三国两晋在开办中央官学的同时，都曾在州郡开办地方学校，一般由地方各级政府举办。地方乡校多以推行社会教化为办学宗旨，特别重视行礼教育，同时学习儒家经学。这些地方乡校一般均无定制，往往随时局变动而时办时废。若地方长官重视教化，学校则办得较为兴旺，也有专为培养个人势力而兴办地方官学的。
魏、蜀、吴三国之中，魏地方教育较吴蜀普遍，办学的州、郡、县比较多。曹操执掌权柄后于建安八年（203年），就曾向地方下达兴学的命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9]此令下达之后，确有一定成效。例如建安初，河东（今山西境内）平定之后，太守杜畿开设地方学校，自己亲自授课，并任命大儒乐详为文学祭酒。河东一时学风颇兴，弘农太守令狐邵也派官吏前去河东乐详处就学，学成之后回弘农办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10]。这一时期办学的还有南阳太守杨俊、平原王烈，扬州刺史刘馥等。魏文帝时期，雁门太守牵招曾努力于战争间隙、边境略安之时兴学：“野居晏闭，寇贼静息。招乃简选有才识者，诣太学受业，还相授教，数年中庠序大兴。”[11]济阴太守郑袤兴立庠序，曾在广千以德化为先，深得当地百姓爱戴；陈留太守刘劭亲自到郡学中执讲经学；王基在江夏“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12]。管辂所在的地方官学中有国内外及远方求学诸生达400余人，可见魏之地方学校之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