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朝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在这个动**的时代，社会上却更加注意人才的培养。只要客观条件允许，魏晋南朝的统治者便极力利用一切机会举办学校教育以育人才。在各级官办学校中，不仅教授儒学，而且还开创分科教学。儒、佛、道、玄兼容，以儒为主，使各时期的官学各具特色。私学的发达昌盛更补时停时废的官学之不足，使这个时期的各种学术思想繁荣，人才辈出。当此之时的选士制度，经历了九品中正制的兴衰和察举，征辟及朝廷策试的变迁。
一、魏晋时期的学校教育
（一）魏晋时期的中央官学
随着东汉帝国的瓦解，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渐次形成。三国在其开国之初都比较重视学校教育，相继开办中央官学。魏、蜀称太学，吴称学宫。三国之中，魏国的中央官学稍胜吴、蜀二国。
曹操早在拥兵自重、图谋执掌政权之时，就于反袁战争中首开育人重学之风气，为死亡军士亲属设置学师。“（建安）七年（202年）春正月，公军谯，令曰：‘……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1]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五月，曹操于邺城南（今河南省临漳县）作泮宫，兴官学。曹丕称帝，于黄初五年（224年）在洛阳正式创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称帝后，亦立即兴办太学。命许慈、尹宗任博士，孟光、来敏掌管旧文。《晋书·儒林传》载：“文立，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孙权在称帝后的第二年，即公元230年特下诏书以立国学，置都长（学会之长）祭酒，以教学诸子。后因战争过频，政局动**，孙权此令没有认真得到执行，30年后孙吴景帝孙休于公元258年又再下诏书：“按旧制置学宫，立五经博士。”[2]
三国的中央官学以魏国的规模最盛，教学制度也比较健全和正规。史载：“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造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3]时至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262年），太学生数增至数千人。当名士嵇康受刑时，曾有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可见太学之盛。魏在举办太学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所类似太学，但更具高级研修式的学府：崇文观。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4]。明帝景初年间（237—239年），又命令选派高才能解经义的30人，向当时名儒高堂隆、苏林、秦静等学习四经三礼，并加课试，唯恐经学后继乏人。魏太学不仅规模大，而且注意改进大学生的管理及结业制度。史载：“蒋济奏：太学堂上，官为置鼓，凡学受业，皆须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学者，以年齿长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三升。”[5]对于太学生结业制度，魏废除西汉一年一试及东汉两年一试的办法，创立了五课试法。规定初入学者称“门人”，经过两年学习之后，考试能通一经者，才能称为“弟子”，成为正式的太学生。考试不及格者，革除学籍遣回原籍。此后，每学习两年、三年增试一经，五经全部考试通过方随才叙用，授予一定官职，太学生因此常须八年才可结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校教育与文官考试任用合一的制度。
三国时期的太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学为主。曹魏重古文经学并有玄学化经学出现；蜀亦流行古文经学；唯吴只授今文经学，蜀、吴对于玄学化经学均不甚研究也不讲授。
两晋皇朝是以司马氏为首的大族联合政权。因此门阀士族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反映在教育上，则在此时出现了太学、国子学并立的中央官学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