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财婚 大族婚姻不仅讲究门第，而且论财，大输重金聘礼，谓之财婚。其例甚多，如南齐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北齐博陵封述一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一子娶范阳卢庄之女，亦输重金厚礼，以致双方聚讼纷纭，封述上诉官府说：“送骡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卤薄，铜器又嫌古废”云云。[88]北齐颜之推论及当时风俗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89]由于财婚盛行，北魏文成帝于和平四年（463年）下诏说：“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90]表示要严加禁止。财婚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高门大族对门第家世的炫耀，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三、不与非类为婚
门阀士族自恃血统高贵，决不肯与非类为婚。非类包括两类人：一是指没有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庶族地主，即庶姓寒人；一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贱族”，如百工伎巧、吏户、兵户、杂户及官私奴婢等。“士庶不婚”“贵贱不婚”反映了当时婚姻上的严格等级界限。
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士庶不婚”日益严格。北魏甚至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固定，孝文帝于太和二年（478年）五月诏曰：“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表示要严加科禁，并“著之律令，以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91]。两晋南朝虽无正式的法律条文，但在“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的原则下，“士庶不婚”实际上已成为不成文的法令，不独高门大族视为固然，就是社会一般人也予以公认。“士庶不婚”的事例很多，如梁代徐勉出身寒门，因得到梁武帝的宠幸而位至尚书仆射，权重一时。他很想与济阳高门江蒨联姻，两人虽同朝共事，但却不敢当面提出，于是通过江蒨门客翟景为子徐繇求婚于蒨女；江蒨不答理，翟景再言之，蒨大怒，乃杖景四十。徐勉又为子向蒨弟葺和琅邪王泰之女求婚，二人并加拒绝。梁陈之际，太原大族王元规8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投依家居临海郡（今浙江临海县一带）的舅舅，郡中土豪刘瑱资财巨万，欲妻以女。王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准备答应这门亲事，12岁的王元规哭着请求说：“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则婚非类。”[92]母亲受到感动，拒绝了这门婚事。又北魏宣武帝幸臣赵邕出身寒微，却依仗权势强与范阳卢氏为婚，“女父早亡，其叔许之，而母不从。母北平阳氏携女至家藏避规免”[93]。赵邕乃拷掠阳氏之叔，遂至于死。后来阳氏诉冤，事情败露，赵邕坐法当死，会赦获免，犹被除名。赵邕强娶高门之女为妻，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丢官，差点丧命。由于“士庶不婚”已成习俗，一些高门子女即使残疾，婚对困难，亦不愿下嫁寒人。北魏博陵崔巨伦之姊因患病一目失明，内外亲戚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崔巨伦的姑母乃赵地大族李叔胤之妻，闻而悲戚曰：“吾兄盛德，不幸早逝，岂令此女屈事卑族！”[94]于是为子李翼娶以为妻。一些士族如果背离“士庶不婚”的原则，不但要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还要遭到弹劾而免官禁锢。南齐时，东海王源嫁女于士庶莫辨的富阳满璋之，御史中丞沈约闻知后，马上予以奏弹。他认为王源“胄实参华”，居官清显，而满璋之“姓族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并严厉指斥王源“讬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还危言耸听地说：“高门降衡……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遂开。”他建议朝廷“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95]。沈约视士庶联姻若洪水猛兽，视王源为犯有弥天大罪之人，足见当时“士庶不婚”是何等的严格了。
士庶既不能正常通婚，庶族寒人偶得一高门士女，便视为无上的荣耀。东魏时，左卫将军郭琼犯罪身死，子妇范阳卢道虔女随同没官，权臣高欢将其赐予心腹陈元康为妻，“元康地寒，时以为殊赏”[96]。相府主簿孙搴大受高欢赏识，“赐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97]。北齐时，魏太常刘芳孙女，尚书郎崔肇师女，夫家皆坐事没官，文宣帝“并以赐魏收为妻，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98]。高门士女被没入官，身份降为官奴婢，但因血统高贵，仍为社会所看重，只有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寒人才有可能得之为妻，但也必须得自皇帝或权臣的赐予。
在一般情况下，寒人之女只能作高门大族的妾媵，算不得正常婚姻，她们不过是供高门子弟**乐和生育的工具，地位与奴仆无异。西晋裴秀，出身河东大族，父潜贵为尚书令，家中宾客盈门。然秀母出身微贱，嫡母宣氏不为之礼，常命之进馔招待客人，秀母自卑地说：“微贱如此，当应为小儿故也。”[99]江东大族周俊欲娶汝南李氏之女络秀为妾，父兄不许，络秀请求说：“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100]父兄从之。甚至某寒人做了官，自以为门户已成，便逼迫庶姓子女为妾。如南齐时，南郡王侍书人马澄本剡县寒人，竟逼求姨女为妾，姨不与，澄遂诣建康令沈徽孚诉讼。徽孚曰：“姨女可为妇，不可为妾。”澄曰：“仆父为给事中，门户既成，姨家犹是寒贱，正可为妾耳！”[101]徽孚严加诃斥，事情才算作罢。
士族如与比庶姓寒人地位还低的“贱族”通婚，便要受到严厉惩处。刘宋政府曾规定“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102]。“杂婚”是指与工商杂户为婚，“补将吏”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户，这是很严厉的惩罚。魏晋以来，兵户、吏户地位极其低下，其身份接近仆隶，不但不能与士族通婚，也不能与平民通婚，只能当色婚配。一些高门大族甚至把出身并非寒门的统兵将帅也等同为“兵”，不屑与之为婚。如东晋王述就曾责骂其子欲与桓温联姻，是“以女妻兵”。北魏文成帝于和平四年（463年）也下诏明文规定：“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103]北朝的情况可知。“士庶不婚”“贵贱不婚”是封建血统论的反映，也是婚姻规范失衡的重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