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帝室联姻，高门大族成为外戚。这种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升迁更快，官爵更高，所得特权更多。一个家族只要有一人或若干人与帝室结亲，整个家族都要沾恩受宠。如琅邪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吴兴长公主，女为宋孝武帝皇后，长子藻复尚宋文帝第六女临川长公主，故王偃本人少历显官，直接由黄门侍郎升迁秘书监、侍中，满门贵盛。何瑀尚宋武帝少女豫章康长公主，女为前废帝皇后，子迈尚宋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纪。瑀历位清显，至卫将军”。何迈“少以贵戚居显官，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迈每游履，则结驷连骑，武卫成群”[77]。其地位、其声威远非一般高门所能比。联婚帝室，同时也会因福得祸。宋明帝朝，琅邪王彧为宰相，妹为皇后，门族强盛。明帝担心死后会失权于王氏，临终前遣使送毒药赐王彧死，并说：“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因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78]宋明帝不加罪名而诛戮王彧，原因就在于王氏外戚势强，触犯了正处于皇权回归阶段刘宋王朝的禁忌。但是，相比较而言，得大于所失，这就是高门大族热衷于联姻帝室的根本原因所在。东晋南朝的多数门阀士族之所以门第经久不衰，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袁氏等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第一流高门的地位，而琅邪王氏中的“马粪诸王”又总是高于“乌衣诸王”，除了政治因素外，还与他们长期联姻帝室，特别是若干代人反复与帝室结亲密不可分。
北朝是鲜卑族建立的胡族政权，其情况不同于南朝。尽管北朝统治者竭力拉拢汉族士人以扩大统治基础，但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始终存在。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帝室不仅很少与汉族高门联姻，而且太武帝拓跋焘还以崔浩“国史案”为借口，大肆诛戮崔、卢、柳、郭等大族，“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79]。孝文帝改革后，鲜汉贵族地主间的矛盾趋于缓和，汉族高门与北朝帝室联姻的情况才逐渐增多。孝文帝曾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陇西李冲之女儿以充后宫，并替自己的五个弟弟聘娶汉族高门的女儿为王妃。崔卢等大族嫔王尚公主者也随之大增，后来的北齐、北周乃继续保持鲜汉高门互通婚姻的做法。如范阳卢渊第三子道裕尚北魏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第四子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渊从子元聿亦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卢氏一门三主，为时人称羡。赵郡李孝贞从姊为北齐文宣帝昭信皇后，从兄祖勋女为废帝济南王妃，祖钦女一为后主娥英，一为琅邪王俨妃，祖勋叔骞女为安德王延宗妃，“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与帝室姻构重叠”[80]。但总的说来，北方的所谓“郡姓”远不如南朝王、谢等高门与帝室联姻那样广泛、频繁、持久，尤其是在“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81]的民族偏见支配下，北朝皇后中少有“郡姓”者。检阅北朝50余位皇后之身世，仅北齐文宣昭信皇后李氏、北周宣帝皇后杨氏为汉族高门，其他或为鲜卑贵族之女，或为被征服的割据政权宗室女，以及当朝新贵之女，还有柔然公主等，成分非常复杂。这一婚姻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北方“郡姓”之政治地位与实力，都无法与南朝的王、谢等高门相提并论。
二、门阀等级内婚制
门阀士族除与帝室联姻外，为保持血统的高贵，又严格按门第等级相互结亲，实行门阀等级内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