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阀制度下，时人最重“婚”与“宦”。“宦”是指官职的清浊和官位的高低，尤以清浊为主；“婚”是指姻亲关系。婚宦两者，互为影响：官爵高低清浊关系门第的升降，而门第又是决定婚姻的前提条件；婚姻门当户对，才能保证仕途畅达。门阀士族为了维护特权，所以绝不肯让“婚、宦失类”；否则遭到排抑，轻则仕途坎坷，重者被逐出士流。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社会婚姻规范相对失衡。门阀士族视门第，成为婚姻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条件。他们既不顾及婚姻双方的主观愿望，也很少考虑对方的道德才能。由于实行严格的门阀等级性内婚制，所以婚姻被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他们或联姻帝室，或相互反复结亲；在南方，一般情况下，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也很少通婚。在北方，山东、关中“郡姓”倒是可以互通婚亲，或与号称“虏姓”的鲜卑贵族联姻。但无论侨姓、吴姓、郡姓或虏姓，都不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族寒人通婚，尤以与百工伎巧卑族结亲为耻。“士庶不婚”“贵贱不婚”成为固定习俗。通婚范围既窄，许多高门大族便往往不顾婚姻禁忌而近亲结婚，于是同姓婚、中表婚、尊卑婚、续嫁婚、指腹婚、拜时婚、财婚等形形色色的婚姻形式泛滥起来，从而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一、高门大族与帝室联姻
《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附公孙邃传》载：“公孙邃、叡为从父兄弟，而叡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巨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须当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这里虽言北朝，实乃南北共有之现象。士大夫是否有好婚亲，重要的不是“吉凶会集”的礼遇高低，而是关系到仕途和门第的大事。
门阀士族所选择的好婚亲，首先是与帝室联姻。虽然他们口头上奢谈不以联姻帝室为殊荣，实际上却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试先以东晋南朝诸皇后为例：据《晋书·后妃传》载，东晋正式册立的皇后共11人，其中太原王氏3人，河南阳翟褚氏2人，颍川庾氏2人，琅邪王氏、京兆杜氏、庐江何氏各1人，皆为高门，余1人身世不明。南朝四代开国之君本非高门，称帝前难以与高门联姻，只有当其称帝后才成为特殊的高门，故诸帝联姻情况当以每朝的第二代君主算起。据《南史·后妃传》统计，在南朝诸皇后中，除个别身份不明外，几乎全系高门，尤以琅邪王氏居首，共达9人之多。而侨姓与吴姓相比，侨姓皇后30人，占总数32人的93.7％，吴姓仅2人而已。
高门联姻帝室，双方所看重的仅是门第、血统，而很少或不考虑功勋才能。史称“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75]。只要门第显赫，血统高贵，即便痴呆，照常可尚公主。《南史》卷二十四《王峻传》称：“子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主。琮不慧，为学生所嗤，遂离婚。”这是发生在梁代的事。王琮“不慧”，就是不聪明，或者说是个大傻瓜，可他出身血统高贵的琅邪王氏，仅凭这一条，便娶了始兴王萧儋的女儿繁昌公主为妻。大约王琮太傻，常遭到国子学生嗤笑，丢了皇室的脸面，才结束了这一不幸的婚姻。离婚后，王峻向始兴王致歉，王曰：“此自上（指梁武帝）意，仆极不愿如此。”王峻仍以门第自矜，曰：“下官曾祖是谢仁祖（指谢尚，谢安从兄）外孙，亦不籍殿下姻构为门户耳。”尚公主如此，诸王纳妃同样专以门第为重。齐郁林王萧昭业，文惠太子之长子，初封南郡王，将纳庐江大族何戢女婧英为妃，“文惠太子嫌戢无男，门孤，不与为婚”。王俭劝说道：“南郡王妃，便是将来外戚，唯须高胄，不须强门。今何氏荫华高族，实允外戚之义。”[76]永明三年，乃成婚。南齐帝室最终与何氏联姻，关键在于何氏是“荫华高族”，其他便无须计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