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一隅，南北民族矛盾尖锐。为了维持苟安的局面，面对强敌压境的严峻形势，各封建王朝也曾组织过一些有效的抵抗，如东晋抗击前秦，刘宋对北魏的战争等。东晋时，高门大族中的某些成员尚能发挥一时的重要作用，但人数毕竟极其有限，能如桓温、谢安者不过数人而已。至南朝，在大族中就很难看到柱石国家的人物了，稍能为国分忧者亦难觅其人。南齐萧子良曾谏齐武帝曰：“未闻一人开一说为陛下忧国家，非但面从，亦畏威耳。”[124]就很能反映当时的现实情况。梁末侯景举兵向阙，国家岌岌可危，时四方征镇率兵入援者30余万，然号称勤王，却迁延坐视，“莫有斗志，自相抄夺而已”[125]。且不说萧梁宗室内自相图，骨肉相吞，若柳仲礼、柳敬礼、羊鸦仁等握有兵权的大族代表人物亦莫不开营降贼，后期参与平定侯景之乱的王僧辩也曾屈膝于景，至如王、谢等第一流高门竟不见一人舍生以救君王者，而能捐躯殉节仅羊侃、韦粲、江子一、张嵊少数几人而已。正因为如此，侯景才得以步骑八百顺利渡江，势如破竹，横行江左前后达五年之久，致使江南社会遭受到东晋南朝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毁灭性破坏。
清代史家赵翼认为，江左“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国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自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社会习尚之极敝也”[126]。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而两晋南朝的门阀士族反其道而行之，是同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三、“只成门户私计”
南宋陈亮曾作《念奴娇·登多景楼》词，词中写道：“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该词虽为吊古伤今的有感之作，但作者是著名爱国学者，谙熟历史，所说确实一语中的。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动**与分裂，王朝更替频繁，始终无法形成强大统一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士族势力的空前发展，大族强盛，门第经久不衰。上述局面都与轻国重家道德观的泛滥，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注释
[1] 《新唐书·儒学·柳冲传》。
[2] 同上。
[3] 秦观：《淮海集·王俭论》。
[4] 《南史·王筠传》。
[5] 《南齐书·高帝纪》。
[6] 《晋书·杨佺期传》。
[7] 《晋书·桓玄传》。
[8] 《南史·杜骥传》。
[9]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10] 《南史·张绪传》。
[11] 《南史·沈文季传》。
[12] 《南史·张率传》。
[13] 参见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 《南齐书·丘灵鞠传》。
[16] 《南齐书·沈文季传》。
[17] 《南齐书·王晏传》。
[18] 《南齐书·王僧虔传》。
[19] 《南史·王僧祐传》。
[20] 《魏书·李顺传》史臣后论。
[22] 《北史·杜铨传》。
[23] 陈寅恪：《述王导之功业》，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24] 《宋书·武帝纪上》。
[25] 《宋书·宗越传》。
[26] 分见《梁书·武帝纪》《南史·张缵传》。
[27] 分见《南史》之《纪僧真传》、《刘係宗传》。
[28] 《宋书·恩倖传》前论。
[29] 《晋书·王彪之传》。
[30] 《晋书·王国宝传》。
[31] 《宋书·江智深传》。
[32] 《南史·羊欣传》。
[33] 葛洪：《抱朴子·崇教篇》。
[34] 屠隆：《鸿苍节录》卷一。
[35] 《南齐书》卷二十三“史臣后论”。
[36] 《南史·王僧达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