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致身荣，一些高门大族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为家族门户计，无所不用其极。以河南阳翟褚氏为例：东晋一朝，褚裒之女为康帝皇后，以外戚而登太傅高位。其曾孙裕之、秀之、淡之并于晋末荣显于朝，秀之妹为恭帝皇后。秀之兄弟虽晋氏姻亲，却尽忠于刘裕，恭帝子女多为秀之兄弟杀戮，恭帝本人也被刘裕指使淡之所弑。刘宋建国，秀之兄弟子孙亦贵显当朝，且世代与刘氏帝室联姻，尚公主者前后7人，为皇后者1人。秀之子渊历侍中、吏部尚书、护军、中书监等要职。刘氏帝室对于褚氏可谓皇恩浩**，然而一旦刘氏衰微，褚渊立即成为帮助萧道成篡位的首谋之一。又如琅邪王氏：宋世，王僧绰尚宋文帝长女东阳献公主，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其子王俭复尚宋明帝女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超迁秘书丞，王氏与刘宋帝室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但至宋末，撺掇萧道成夺位最得力的正是王俭其人，“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萧道成践位后，对王俭颇为感激，夸赞说：“卿谋谟之功，莫与为二。”[116]齐代著名隐士何点看不惯褚渊（字彦回）、王俭的背主行为，大加讥刺，曾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回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117]何点的意思是说，褚渊、王俭高门显贵，并非依赖刘宋帝室外舅之力，又安能顾惜外家？意在斥责高门大族不顾国家利益，背叛旧主投归新朝的可耻行为，可谓一针见血。褚氏、王氏如此，其他大族也不例外。
惟其如此，故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们不是畏懦不前，便是变节投敌，而奋起匡救、蹈义殉国者如凤毛麟角。西晋惠帝时，祸起萧墙，狼烟四起，国家有累卵之危，人民遭涂炭之苦，所谓高门大族者曾不以此为念。琅邪王戎居官尚书左仆射，拜司徒，位总鼎司，“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从弟王衍位至太尉、尚书令，及司马越卒，众人共推他为元帅，率兵御敌。当此危难时刻，他始而极力推辞，继而畏敌如虎，致使20余万晋军主力遭石勒围歼，全军覆灭，积尸如山。王衍被俘，石勒问以晋乱之故，他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衍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又“自说少不予事，欲求自免”。并趁机献媚取宠，劝石勒称尊号。面对如此贪生怕死、奴颜婢膝的无耻之徒，石勒愤怒斥责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予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又感慨系之地说：“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乃使人于黑夜排墙填杀之。唐人房玄龄撰《晋书》，合王戎、王衍为一传，著论评述说：“戎则取容于世，旁委货财；衍则自保其身，宁论宗稷。”[122]琅邪王氏是西晋最为显赫的高门大族，其苟容处世，自保其身，不顾宗庙社稷如此，其他大族概莫能外。后赵谋臣张宾曾对石勒说：“自将军神旗所指，衣冠之士靡不变节。”[123]高门大族无仗节死义之道，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