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是汉世最高的道德标准。忠是对国而言，孝是对家而言。国与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汉世强调忠是第一位的，孝是第二位的。但同时也提倡忠、孝的统一关系，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但忠孝往往不能两全，汉世固然称“以孝治天下”，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要人们移孝于忠，把忠君摆到首位。因此，两汉时代主要表现为忠君重于孝亲的道德观。汉末以降，社会长期动**分裂。在乱世之中，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世族地主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终于演变成门阀士族。门阀士族要求摆脱皇权的控制，无限制地扩展自己的政治权力和财富；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他们垄断选举，窃居高位，左右皇权。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他们高倡玄学，轻名教而重自然，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于是，轻国重家的观念在东晋南朝成为道德观念的主流。在他们看来，君主的更易，政权的兴替，与自己及其家族并无关系；一有机会，他们或直接篡权夺位，或帮助他人为逆。他们唯一看重的是个人的权势、地位和家族的既得利益。当其家族利益受到某种损害时，便竭力维护，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要挟朝廷。
一、无忠君之节，有孝治之名
唐人李延寿撰《南史》，在《孝义传》后论中，对比了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不同的伦理道德观。他说：
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汉世士大夫注重修身，所以忠孝成俗，他们之能出仕为官，都是忠孝所致。晋、宋以来，道德风尚变坏了，那些膏腴大族、世宦官僚，大多不讲忠孝，这实在是士大夫的耻辱。这里虽言东晋南朝，其实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莫不如是，回顾这段复杂的历史，当知李延寿言之不虚。
这一时期的各代帝王，尤其是开国之君，大多靠篡夺起家，其自身便是一批不忠不孝之徒。魏晋以来，篡夺相寻，是举世公认的史实。曹氏篡汉，开启了篡夺的先例，但曹操毕竟有“遂灭群雄，克平天下”的功绩；司马氏篡魏，则通过宫廷政变夺得帝位，纯系阴谋诡计。唐太宗曾严厉抨击司马懿的不忠，他说：“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104]司马懿父子的不忠行为，就连其后代也深以为耻。东晋明帝曾向丞相王导问及前世所以得天下，王导乃述司马懿创业之始，及司马昭弑魏帝高贵乡公事，明帝羞愧掩面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105]后赵石勒也十分鄙视曹氏、司马氏父子的不光彩行为，对臣下说：“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106]
司马氏作为士族地主的代表，因为他们自己不忠，所以羞于向臣民言忠，于是便打出孝的招牌，标榜“以孝治天下”，大肆宣扬“孝悌名流”，为其树碑立传，借以敦励风俗，巩固统治。有晋一代，“孝悌名流”继踵，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特色。其实，司马氏所宣扬的孝道，目的还在于提倡一个“忠”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