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历》的制定者何承天，“五岁丧父。母徐广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97]。母亲的启蒙教育得当，使他终成为伟大的天文学家。以文才著称的王融，其书法也得益于母亲的功力。南朝著名隐士宗炳的母亲师氏，聪敏有学识。几个儿子的学业都是在师氏亲自教导下完成的。陈朝招远将军谢贞，同样受书于母亲。《陈书·孝行传》曰：“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五言诗。……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工草隶虫篆。”王氏不仅通儒学而且善诗书，可谓全才。她对儿子的教育既严格又有章法，启蒙教育的水平相当的高。
南朝时还有的妇女被任为博士。《南齐书·皇后传》云：“吴郡韩蔺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宋明帝时，用为宫中职僚。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101]。陈朝宫人袁大舍也因有文学才能，被人称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102]
北魏李彪的女儿，自幼聪明，常随父读诵经传。李彪去世之后，“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以礼迎引。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后宫咸师宗之。世宗崩，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103]。这些在皇宫中教授知识的妇女，幼时均在家庭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只是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她们无法有更大的作为。不然，她们是不会比男子逊色的。
三、书诫教子与《颜氏家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教的另一重要形式，就是书写诫子书来教育子孙后代。这在许多士人家庭中，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北朝也有不少诫子书，以教导晚辈。例如刁雍一生怡静寡欲，笃信佛道，曾经著写教诫20余篇以训导子孙。张烈为教导子孙特写出千余言的《家诫》，并且刻在石碑上以传世代，“张烈，先为《家诫》千余言，并自叙志行及所历之官，临终敕子侄不听求赠，但勒《家诫》立碣而已。其子质奉行焉”[107]。
这个时期集家诫之大成之作，应推颜之推所撰的《颜氏家训》二十篇。《颜氏家训》是一部以儒家思想教训子孙，讲立身处世之道的著述。《家训》内容广泛，论理明晰，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有识之士家庭教育的概貌，书中的许多主张具有进步性，于今人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颜之推（513—590年以后），字介，琅邪临沂人，出身世代精于儒学的仕宦之家。坎坷的经历，使他对南北朝士族的腐朽没落深恶痛绝。他告诫子孙不要做靠家世混饭的人。他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是。”在梁朝全盛之际，许多贵游子弟，不学无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公九燕，则假手赋诗”。然而一遇时局动乱，则“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108]。因此他主张青年人应当努力学习。对于学习教育的目的，颜之推反对高谈虚论，不务实际，他既反对玄学家和清谈家，认为“清谈雅论，剖玄析微，……非济世成俗之要”；也不赞成陋儒们“问一言辄酬数百”，只背儒家章句不通时务的繁琐作风。他主张学习和受教育的目的，在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据颜之推考察，管理国家人才有六个方面：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蕃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这些方面的人才必须“德艺周厚”，因此教育就要重德、重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