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笼山学校由宋文帝一手创办，实际上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学府内并设儒、玄、史、文四科，表明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高等学府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九月，又于京师立总明观，亦设儒、玄、史、文四科、史学为重要学科之一，每科置学士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一人，由祭酒总负责，进行教学和科研。
总之，当时无论是群书分目，学校、科研机构设置学科，史学都是学术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独立部门，反映了史学的兴盛发展。
二、修史成风，撰著繁富
这一时期史学兴盛发展的最主要标志是：修史成风，撰著繁富，史作迭出，璀璨夺目。
魏晋以来，历朝政府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设著作郎、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隶属秘书省，专掌修撰国史。陈寿、孙盛、谢沈、徐广、王隐、沈约、魏收等史学名家都曾身居其职。著作郎之下又有校书郎、正字等员，专司史籍校雠；南朝齐、梁、陈还设有修史学士，由名位较高的人充任。史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利于史学的发展。除官修史书外，私家修史之风尤为盛行，时贵游子弟，除以琴棋书画自娱外，莫不以史学、文学相尚，留心著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蔚然成风，远非前代所能比。
修史之风既盛，各类史书随之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数量之多，卷帙之富，令人惊叹。《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书共分13类，存佚合计874部、16558卷；隋志著录时尚存817部、13264卷。这些书，除几十部是汉代以前和隋代的以外，其他都是该时期的作品，不论是种数或卷数，都占百分之八九十。至于梁代以前散佚，而未被隋志著录者，还有相当的数量。这从各史列传所记，注家征引，类书选摘，尚可考见而不见于隋志的数百种史书可证。如裴松之注《三国志》，仅三国一段所征引的魏晋人著作便达百余种，著录在隋志中已不到3／4，唐以后就十不存一了。可以想见，当时史书是如何的繁富了。
现将主要几类史书分叙于后：
（一）纪传体与编年体
当时史家大多热衷于编撰这两种史书，其总数达120余部、4100卷以上（详后各表），数量和卷数居各类史书之首。这些书又分为两种，《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五史都是封建王朝认定的，称正史，其他皆属别史。兹将两种史书按时代顺序列表于下：
表1 后汉史
以上12家后汉史，共1002卷，只有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和司马彪《续汉书》中的8志30卷较为完整地保存到现在，余皆亡佚。就其质量而言，除范晔《后汉书》外，司马彪、华峤两家最为后世推崇。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称：“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说：“推其所长，华氏居最。”惜二史多散佚，难知其详。
表2 三国史
以上三国史，包括魏史7家、蜀史3家、吴史4家及《三国志》，共15家，约340余卷。陈寿集三国史，博采众长而著《三国志》，陈书出而众史废；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大量征引《魏略》《魏书》《吴书》《吴历》等书，使这些著作的不少史料得以保存至今。
表3 两晋史
上表所列两晋史25家，合906卷。其中谢沈、孙绰、裴松之、郑忠、庾铣、沈约6家于唐初亡佚，习凿齿《汉晋阳秋》并不专叙晋事。专叙晋事而在唐初仍存者18家，故刘知几有“前后晋史十有八家”之说。这18家晋史又有近半数为当朝人所撰，且记述不完整，或讫于西晋，或仅记东晋，甚至记二三代事；体例也不全，多无志书，有些还是未完的史稿，“制作虽多，未能尽善”[1]。只有臧荣绪的《晋书》较为完备，有纪、传、志、录诸体，并能完整地保留到唐代。唐人修《晋书》，编撰者即是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参考各家晋史，兼采笔记小说及有关资料写成的。
表4 十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