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史学第一次摆脱儒家经学的附庸地位，开始成为独立的部门，从而迈入了史学充分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史学人才济济，既有陈寿、范晔、魏收等史学名家，也有裴松之、郦道元、刘孝标等有才华的史注家，更多的则是垂名后世而著作失传的史家，如华峤、谢沈、袁宏、孙盛、王隐等不下百余人，他们都对史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史家们各显其能，撰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书之多，卷帙之富，题材之广，种类之全，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
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目确立，史学正式脱离经学而成为重要的独立部门，是这一时期史学充分发展的首要标志。
两汉以前，著录家序录群书多分为七，如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著《七略》，除《辑略》为总要外，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典籍分为六大部分。六大部分之中，《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即《史记》）《汉著记》等重要史书被附于《六艺略》中的《春秋》之后。可见在那个时代，史学是经学的附庸。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照搬刘氏《七略》，只是“删其要，以备篇籍”而已。这一分类法，反映汉代以前史书尚欠丰富，史学不够发达，未能摆脱“附经立说”的局面。
魏晋以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日渐丰富，国家的图书越来越多，著录家们逐渐打破陈规，开始实行新的分类法。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一分类法正式把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承认史学是学术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部门，而列之于丙部。它充分表明，其时史学的兴盛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已取得了足以与经学、诸子、文学分庭抗礼的地位了。东晋初，著作郎李充整理典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五经为甲，史记为乙，诸子为丙，诗赋为丁。至此，按经、史、子、集分类的顺序完全确立下来，史部由丙部升至乙部，与经部仅有伯仲之分，说明其地位日益重要。
南朝因循，无所变革。刘宋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南齐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与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等，都是经、史、子、集四部并立。梁时，虽有奉朝请祖暅撰术数之书，更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录》；又有处士阮孝绪所撰《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术技录》，纪数术；六曰《佛法录》；七曰《仙道录》。但是，无论《五部目录》或《七录》，都离不开经、史、子、集四部并立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增加了术数、佛、道等内容罢了。由此可见，这时的史学作为学术领域中重要而独立的部门，已得到世人公认。自隋至清，经、史、子、集一直作为代表中国学术文化典籍的四大门类，而史学之成为四大门类中一个重要而独立的部门，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蓬勃发展的结果。
不仅如此，南朝刘宋政府还在国家最高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总明观设史学，进行历史教学和研究。《宋书·隐逸雷次宗传》载：
元嘉十五年（438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宋文帝） 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