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虽然先后五个政权交错，但各族政权崇尚儒学教育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促进各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中，儒学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由于凉州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一方面保留着东汉以来今文经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使它能大量吸收西来的佛学。特别是以敦煌为一个中心点，儒学、佛学并存不悖。这种文化现象一直影响到后世，北魏的经学、佛学，无不打有凉州文化的烙印。
二、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北朝自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年），至北周静帝字文衍大定元年（581年）止。在近二百余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历史时期。每个朝代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北魏享国日久，学校教育的规模比其他皇朝，甚至与同时期的南朝相较，还要略胜一筹。
北朝的文化教育政策，虽是儒、道、佛杂糅，但以儒学为主。当时的官学教育随着政局的变动，时兴时废，然而儒学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却始终未能动摇。儒学已成为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互相融汇合流的最佳精神纽带。
（一）北魏时期的中央官学及郡国学校
北魏汉化教育始于道武帝拓跋珪。拓跋部落是鲜卑族的一支，原以畜牧射猎为业。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在封建化的进程中，最需要的文化营养便是儒学。因此，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62]。
真正将北魏官学教育、儒家经学传播推至**的时期，是孝文、宣武两朝。这两朝突出的成绩是发展了多种学校教育形式：不但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并立，而且又专设为皇亲国戚、王侯子弟开办的贵族学校——皇宗学。太学、国子学都是先朝早就有的学校，北魏时期仍承前制，只是规模较同时期的南朝为大。早在献文帝时期，北魏朝廷就对太学博士、助教和生员有过明文规定。至于四门小学，则是宣武帝的独创。这是宣武帝拓跋恪听从当时的大儒刘芳的建议而设立的。四门小学大约设在邻近太学的地方，也是相当太学水平的中央官学，并设有四门博士。皇宗之学的设立，略早于四门小学，时间当在冯太后执政的太和初年。皇宗之学，是专门为推进拓跋族皇室贵胄的汉化教育而设立的。魏孝文帝亲政之后，也曾亲自到皇宗学中，询问博士经义。北魏孝文帝是积极推行汉化的佼佼者。史称“孝文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他推崇儒学，曾亲幸鲁城祭祀孔子。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下令禁断胡服，改用汉语，变胡姓为汉姓，所有礼仪制度也全盘汉化。在学校中，他重用汉族名儒，以刘芳为国子祭酒，李彪为中书教学博士等。凡是通经术、文史辞章的人才，他一概授予适当的官爵。一时间，“斯文郁然，比隆周汉。”[64]
北魏不仅在首都设立中央官学，而且也在地方上开办郡国学校。最初只是一些热心教育的太守进行办学，北魏建国之初，常山太守张恂就曾因兴办地方学校，受到过拓跋嗣的称赞。拓跋焘时期，秦州刺史薛谨也在地方立学校并亲自考试诸生。然而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办地方学校的人还应是献文帝拓跋弘。他接受李沂、高允的建议，下令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北史·儒林传序》对此有明确记载：“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从此，历经献文、孝文、宣武三朝，北魏地方学校呈上升势态。孝文帝时，西兖州刺史不仅在郡国治所建立太学，而且在县、党中普遍建立乡学。只不过，地方郡学的建立是不平衡的，而是依当地官员的热心与否为转移。孝文帝时期，安南王上书反映一些州郡乡学没有建立，要求朝廷派四名博士去地方进行督导。在官学教育中，北魏不仅保留并传扬了儒学经典，而且兼顾佛学与道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承继了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好的传统，特别设立了律学、算学博士，以教授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宣武帝拓跋恪之后，政纲混乱不张，战乱迭起，乃至出现东、西魏分立的局面，官学教育逐渐衰落，并最终陷于停废状态。
（二）北齐、北周的学校教育
北齐的建国者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洋。北齐的官学教育在设置上比较完备，史称“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65]但这仅仅是形式，实际上，由于北齐政局动**，国祚短暂，所以表面上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齐全，而真正官学教育却并不景气。《北史·儒林传序》称：“齐氏司存，或失其守，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北齐有所谓国学和郡学学生抽调制度，但是“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老师水平差，学生也不认真学，管理松懈，官学教育处于半停废状态。而且社会的风气也不尚读书，有些豪门对做学问颇不以为然。《北史·儒林传序》云：“高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北齐的学校教育，有一点还是应当提及的，就是在州郡学中立孔子、颜回之庙。齐文宣天保元年（550年），“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66]。这大约是天下郡学立孔庙之始，对于后世普遍尊孔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儒学在社会及教育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