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是慕容鲜卑人所建的政权。他们初兴于辽西。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一部分山东、河北汉人大族迁徙至辽西，受到前燕政权的重视。慕容部落在汉文化影响下，到慕容皝称燕王时，前燕政权已基本汉化，这就为其后来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由于慕容部落汉化较早，崇尚儒学成为前燕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传统。早在慕容廆就以儒学家刘赞为东庠祭酒，令世子慕容皝与国胄前往受业，他本人也在“览政之暇，亦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43]。史载慕容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撰《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44]。他还下令，朝中大臣子弟都必须是官学生，并于每月考试评判他们的优劣。慕容儁时期，又“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45]。本人也“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46]。
十六国时期，对于文化教育上有所建树的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是苻坚统治下的前秦。苻坚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在汉族士人王猛的辅佐之下，清明政治，南征北伐，一度统一黄河流域，称雄中原达2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前秦尊崇儒学，大兴学校，颇有成绩。苻坚重视中央官学，曾下令“广修学宫，诏郡国学生通一经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47]。苻坚多次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后来索性“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48]。由此可见苻坚对教育的重视。苻坚对儒学在北方的复兴，贡献很大。史称北方“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49]。
苻坚兴儒振教具有三大特点。其一，他办学，文武并重。他不仅要求“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而且实行小班授课，“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50]，提高将士的文化水准及汉语正音。同时他还要求这些将士们学习军事：“又作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51]苻坚是开我国军事讲武堂的第一人。其二，注重宫廷内的教育。他要求“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授经”[52]。这对加速少数民族上层妇女的汉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三，苻坚在王猛辅佐下，全力整肃儒学，严禁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杀之。学谶者遂绝”[53]。
后秦是羌人姚苌所建的政权。后秦政权，维持了一个羌汉结合的体制，但以实行汉制为主。到姚兴即位后，大力吸收汉族士人参政。后秦不仅设立太学，同时又设国子学，吸收贵族世家子弟入学。受前秦后期影响，姚兴在崇尚儒学时，注重佛学，特设立专门研究佛学经典的逍遥院，并由名僧鸠摩罗什主持。姚兴为振兴儒学，曾经广泛招纳硕儒饱学之士到长安任教。《晋书·姚兴载记》称：“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修行，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姚兴鼓励学子访求大儒，特下书周告各处关尉曰：“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姚兴还“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姚兴不仅提倡法律教育，而且本人经常到咨议堂，听廷尉断案，“于时号无冤滞”。律学教育，对社会的正常运作，具有实效作用。姚兴的律学学校开办时间虽不长，但对后来南北朝的律学的重新设置，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凉州地区的文化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