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晋相对峙的北方十六国，多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与南朝相抗衡的北朝，也多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当政。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均崇尚儒学，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一、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校教育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林立。虽然这些割据王朝的立国时间都不太长，但是各国君主，为了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创建制度，纷纷崇儒立学。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校教育各具特色，并为北朝时期更广、更深的胡汉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一）汉、前赵与后赵的兴学重教
汉国的创立者刘渊是汉化很深的匈奴人。《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西晋时，刘渊做北部都尉，在辖区之内“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州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36]。刘渊的几个儿子也颇通经史，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曜是刘渊族子，幼年受到过优越的汉文化教育。他尝自比乐毅、萧何、曹操，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汉、赵统治者虽然出身匈奴族，但是刘渊、刘曜在建国思想上并无特强的胡族意识，政治制度虽然也实行胡汉分治，但却以汉制为主。
刘曜即位伊始，便着手兴办学校，振兴儒学。史载：“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37]刘曜在位时间极短，却能于战乱间隙之间迅速恢复太学、国子学，还大力开办小学。他还曾多次亲临太学，策试学生，更属难能可贵。
如果说，前赵在混乱中尚能恢复学校的话，那么石勒所建的后赵，在兴办官学、发展文化教育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更让后人称道了。石勒本是刘渊的部将，羯族人。他早年曾被掠卖为奴，生活十分悲惨。起兵之初，石勒对汉族上层人士极端仇恨。在战争中，俘获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杀死。这大约与他青少年时代所受苦难不无关系。但是到立志建国后，他逐渐改为拉拢汉族大族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小士人尤为重视。石勒大量吸收深诣儒学的汉族士人参加后赵政权。这些人对后赵建国在制度上影响很大。石勒非常信任失意汉族士人张宾，几乎言听计从。石勒本人并不识字，却十分喜好汉文化，经常请人给他读讲史书。石勒在攻取河北、占据襄国之后，立即在境内“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38]。不久，他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39]。在称王的当年，他在太学中特设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诸职。石勒不仅重视开办中央官学，而且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40]。石勒办学的特色是重视考试。他曾“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41]。对于地方学校，石勒要求入学的生徒们一律逐年考核。凡三次考核合格者，可由郡国举荐，量才录用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吏。
石勒选士是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征辟并用。对于各地举荐的秀才、至孝，石勒都用经学作考试的内容。后来他又将考试范围扩大：“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42]，首创了依成绩高下授官的制度。继承人石虎对学校教育也很重视，曾下令地方郡国设五经博士，还在中央于太学之外又设国子祭酒、国子博士。
（二）前燕及前秦、后秦的尚儒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