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录、类书的始创和起居注的定型
实录、类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创立的新的史书类别。所谓“实录”，是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属编年史体裁。北魏刘昞撰《敦煌实录》2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10卷，记西凉李暠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实录类史书。刘昞，字延明，敦煌人，河右硕儒，号“玄处先生”。曾仕西凉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迁抚夷将军；北凉尊为国师，北魏时拜乐平王从事中郎。刘昞既学问博洽，又与李暠关系密切，常侍从左右，对之了如指掌，其撰实录是最有条件的。继刘昞之后，南朝梁代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3卷，记梁武帝事；梁中书郎谢吴撰《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此例一开，后世史家纷纷仿效，自唐至清，历代皆有实录。明清二代至为重视，设实录馆，专司其事，存书甚多。
类书是采辑群书、以类相从的一种史书，以便寻检之用。魏文帝黄初中（220—226年），刘劭、王象、缪袭等“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22]。编撰的目的是便于皇帝阅读，故称《皇览》。据鱼豢《魏略》载，全书分40余部，每部数十篇，合800余万字，堪称巨著，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类书。南朝又有何承天著《皇览》123卷，徐爰著《皇览》50卷、《皇览目》4卷。其他类书尚有：《类苑》120卷，梁刘孝标撰；《华林遍略》620卷，梁徐僧权撰；《寿光书苑》200卷，梁刘杳撰；《圣寿堂御览》360卷，北魏阳休之、魏收等撰。该时期的类书虽全部散佚，后世难知其详，但其所载史事仍有部分保存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中。唐宋以后，各种鸿文巨篇的类书不断问世，就是受这一时期类书影响的结果。
作为记录人君言行动止的起居注，起源于西汉武帝时，当时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又有明德马皇后撰《显宗起居注》、侯瑾撰《汉献帝起注居》5卷。然汉代起居注仅限于宫内，为女史之职，范围既极其有限，数量也很少。自晋以后，起居注作为一种史书体裁而逐渐定型。泰始六年（270年），西晋武帝诏“秘书写副”泰始以来大事，正式将撰述起居注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时，起居注由过去的女史之职，改为“皆近侍之臣所录”[23]，不仅范围扩大，而且数量猛增，本章第一节已叙，此从略。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朝廷设起居令史等官，专司其事；隋唐至清，各朝无不竞修起居注，使之成为史书的一大类型。
谱牒是记述家族、宗族世系等内容的史书，其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方志、国史等量齐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24]我国谱牒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世本》15卷，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谱牒之书。它成书于战国晚期，记述了自黄帝以来至春秋（后人增补至汉）列国诸侯大夫的氏族、世系、都邑、制作等事。但该书以记载古帝王世系为主，还算不上是家谱、族谱。记家族的谱系之书产生于两汉时代，如宋衷的《邓氏官谱》、应劭的《氏族谱》、王符的《潜夫论·姓氏篇》等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