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著《后汉书》虽承袭《史记》《汉书》的基本体例，但在撰述过程中又结合东汉历史的具体特点，而有所创新和突破。其一，他创立皇后纪。自班固《汉书》始，历代纪传体断代史中只有后妃列传，而无皇后纪。范晔在帝纪之后增添皇后纪，堪称独创。这一体例的创新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史记》的影响，司马迁曾为临朝称制的西汉吕太后作本纪，然仅此一例而已；二是为了反映当时的政治特点。东汉自和帝以后，逐渐形成幼小皇子即位，太后临朝，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的局面，相继临朝的皇太后前后达六个之多，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是对皇权的尊重，又能准确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特点。其二，他首创《列女传》。范书以前，正史中除后妃列传外，妇女无自己的一席之地。范晔为此慨叹说：“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因此而创《列女传》。他为列女作传的标准重在“才行”二字，而不限于颂扬贞操，“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在《列女传》所收的17位杰出女性中，就有不少才行著称者，如著名女史学家班昭，著名女诗人蔡琰及多才艺的荀采、皇甫规妻等，而蔡琰还是一个不符合封建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此例一开，后来史家大多沿袭，中国的古代优秀女性，才在正史中占有应得的一席。其三，他还新创《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六类列传。这些列传都是为反映东汉一代的时代特点、社会风尚和特有的历史现象而设立的。汉代以来，文学蓬勃发展，范晔把握其发展趋势，新创《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并列，改变了孔门四科中文学居末的现象，将文学摆到了应有的重要位置。宦官为害、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领域中的大事、创《宦者列传》和《党锢列传》反映了时代的特点。《逸民》、《独行》二列传的创立是范晔对东汉不良社会风尚的揭露和否定。《方术列传》中的人物除华佗、许扬等少数名医、良吏外，大多为通晓阴阳、风角、星变、术数的方术之士，该传的设立反映了东汉谶纬迷信的盛行和作者对有神论的批判态度。此外，《后汉书》还突出了序、论、赞的地位，这也是创新之处。利用序、论、赞的形式评史，是史家的一贯做法，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如《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称“赞”，《三国志》曰“评”。但无论是司马迁、班固，或陈寿，他们评史只是评论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范晔却将评论的范围大大拓宽了，不仅评论人物和事件，而且往往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具体分析，从而对纪传起到突出主题思想的作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前面三书。
《魏书》中的新志目：
魏晋以后，史家撰述多无志，或有志而无最重要的食货志。魏收的《魏书》写有十志，不仅有《食货志》，而且首创《官氏志》和《释老志》两个新志目。《官氏志》先叙官制，次叙姓族，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制定姓族”和规定姓族等级的诏书，这是研究鲜卑拓跋部与其他各族关系，以及拓跋部自身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释老志》则详细地记叙了当时佛教的传播、发展、兴盛，以及对道教改造的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寺院经济的膨胀和僧侣地主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反映了僧侣地主与人民之间、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斗争关系。魏收突破了正史的传统体制，开拓了史志的范围，是一突出贡献。
此外，《魏书》在帝纪之前创立《序纪》，这是其他纪传体史书听没有的体例，是魏收的又一创新。《序纪》记述了拓跋氏的由来及其先世的历史，虽然有些内容过于神化，近乎荒诞，未必尽为信史，但它毕竟描述了拓跋部早期历史的大致轮廓，对于全面了解该民族的整个发展史不无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