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有自身的许多优点：首先，其内容并不芜杂，叙事详略得体，首尾有序，语言流畅典雅。唐李延寿著论称赞说：“伯起……勒成魏籍，追纵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18]李氏修《北史》，史实论赞几乎全取《魏书》，删削不过1／10；若《魏书》芜杂太甚，必大有改易，然多因袭之，是以深知魏收之书繁而不芜，详略得体，其言当最为可信。其次，持论平允，近于实录。《魏书》是在北魏各家旧史的基础上修撰而成，并非魏收一人之作；而北魏史家崔浩、高允、李彪诸人递居史职，皆有史才，善于著述，崔浩还以直笔见称。魏收既承袭旧史，成书的时间又短，必保持原书实录等风格，如《尔朱荣传》叙荣举兵弑君，发动“河阴之变”，纵兵酷戮朝臣，铸金为己像不成等僭越行为，凡诸大事莫不书之，无有遗漏。细读各传，此等实录甚多。所谓魏史不实之言，难以令人信服。《魏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收集的史料相当丰富，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记载了一些极重要的典章制度。如《李安世传》载安世上均田疏，如《张普惠传》载普惠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有助于人们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的赋税剥削的了解。《食货志》记述了均田令、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至唐中叶三百年间封建土地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又是了解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情况的素材。《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对于了解拓跋部的历史及孝文帝改革大有助益。《释老志》则记述了当时中国北方佛道二教的传播、发展和盛行等情况，深刻地揭示了寺院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对寺院奴隶与依附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现实，这不仅是研究寺院经济的重要材料，也加深了人们对北魏整个剥削制度的认识。
魏收因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书中不免过多地宣扬“天命”论和佛教的轮回报应，赞赏崔、卢、李、杨等门阀大族的赫赫家世和他们的家规、门风。在叙事上也颇有疏漏之处，如《食货志》不记徭役负担，《官氏志》记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不清，等等，这些都是不足之处。但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更不能全盘否定《魏书》的重要价值。
五、《华阳国志》、《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
（一）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人，生卒年月不详。初仕成汉李氏，为散骑郎，掌著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灭李势，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大约在永和十一年（355年）以前，撰成《华阳国志》一书。
刘备像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优秀地方志著作。全书共12卷，附录1卷，约11万字。其篇目曰《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晋统一）志》《李特、雄、寿、势志》《先贤士女赞》《后贤志》《序志》。从篇目看出，该书记述了以益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以及公孙述、刘焉、刘备、李特等事迹。所述史事的时间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迄公元347年李氏成汉政权的灭亡；所述地理范围包括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陕西、湖北各一部分。
该书采取以地理志、编年体与人物志三者结合的编撰形式，叙述有法，史料丰富，内容翔实。书中既有大量的古代氏族、地理沿革、政治经济、风俗民情等重要史料，如巴蜀古代史事，李冰修筑都江堰事，诸葛亮征南中经过，西南各少数民族之历史、风俗等；又收录了西汉至东晋间梁、益、宁三州各类男女人物近四百名。因此，这部书不仅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的重要著作，亦可补正史人物传记之不足。其主要缺点在于，过多地渲染了本地所谓“耆旧先贤”“忠臣烈女”之言行业绩，不免流露出作者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二）郦道元与《水经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