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纪传部分差不多每篇都有论、赞，有些还在前面作有序论。范晔便通过序、论、赞的形式，评论史事和历史人物，并对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综述，予以讽喻或感慨，从中可看出其史学的特点。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和《宦者列传序》是范书中的著名史论，各有独到之处。中兴二十八将论深刻地论述了秦、西汉开国之君重用武人，“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的严重弊端：“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结果不但对功臣不利，会断送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也有碍吏治，不利贤才的选拔。与此同时，他充分肯定光武帝以前事为鉴，对功臣不广封茅土，不给实权，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的明智做法，指出这样做，既可使功臣“以功名延庆子孙”，又“必广招贤之路”。范晔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后世君主不无启迪作用。《宦者列传序》及后论，既着重论述了宦官之祸，揭露其“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的罪状，又阐述宦官得势的由来及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范晔虽然还不懂得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但也说出了东汉衰亡的一些直接原因。《党锢列传序》论述了春秋以来士习的变化，特别详述了桓、灵二帝时党人的活动和两次党锢事件，并深刻地分析了汉末清议形成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清代学者王鸣盛著论盛赞说：“《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成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15]范书中的赞不但概括出了东汉王朝许多政治大事，而且语言干练，处处有新意。范晔认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通过纪传中的论、赞，其“正一代得失”的史书编撰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思想内容上，范书也有许多可贵之处。范晔是南朝杰出的无神论者，他不信佛鬼，主张神灭论。常说：“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因遇害而未能完成。临刑前还对人说：“寄语何（尚之）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表达了对这位阴谋杀害自己的佛教信徒的愤懑和不屈斗争。范晔不信佛鬼的思想在《后汉书·西域传》后论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首先指出：“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即印度），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班勇只是记载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并没有传述“精文善法、道达之功”；后来关于佛道“神迹诡怪”“感验明显”的事，是张骞、班勇没有听说过的，只不过是后起的说法，“何诬异之甚也”！接着指明，因为佛教宣扬“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为士大夫们所爱尚；但它的理论是荒诞不经的，方法是诡辩的；它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是没有道理的，“故通人多惑焉”。由于文章简短，范晔没有充分进行论证，但也集中了当时反佛的论点。
对于东汉盛行的图谶迷信，范晔也抱着严肃的批判态度。他指责李通说谶是“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汗灭亲宗，以觖一切之功”[16]。他认为光武帝以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是由于时主的崇尚。他为唯物论思想家桓谭立传，赞扬其“极言谶之非经”“非圣无法”的战斗精神。又在《张衡传》中详载张衡论图谶疏，借以揭露图谶的欺伪性。
对于阴阳禁忌、方术等，范晔也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17]，不过是为了逢迎世主以取禄位而已。范晔生活于佛教迷信盛行的南朝，敢于批判图谶，否认佛鬼，表现了一个无神论思想家可贵的战斗精神。
范书在体制方面也多有创新，下节另作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