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出身世代为官的士族大家庭，自幼读书，8岁学通《论语》《毛诗》；后来博览典籍，学业精进。20岁开始为官，东晋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尚书祠部郎、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刘宋时，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任永嘉太守，南琅邪太守等职，封西乡侯。宋武帝刘裕称“裴松之廊庙之才”。宋文帝刘义隆嫌《三国志》过于简略，乃令松之为之补注。松之集传记，增广异闻，精心撰述，于元嘉六年（429年）七月写成《三国志注》，上奏朝廷。宋文帝看后夸赞说：“此为不朽矣！”[11]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松之年八十，奉命继何承天撰写本朝史，但未及动笔便去世了。
裴松之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4卷、《集注丧服经传》1卷、《裴松之集》13卷等五种，但都亡佚了，只有《三国志注》留存至今。
《三国志注》的内容，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作了概括，大体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辨四类。所谓“补缺”，就是补充陈书不曾记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备异”是将各家史著中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一并收入，经过比较鉴别，能判断的则写出结论，不能判断的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判断；“矫妄”就是引举史实以纠正陈书中的明显错误，“论辨”则是对某些史实的考辨和评论。清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缺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实，这不过是对四类问题的扩充。
以往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褒贬不一。贬者如唐代刘知几责其“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12]。褒者如明代胡应麟赞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良臣，古之益友也”[13]。亦有褒贬相兼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否认，裴《注》有征引太博、不免芜杂的缺点，但总的说来，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名著。
裴《注》的成绩是巨大的，其主要价值在于广辑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具体史实，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而且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三国史带来极大的便利。如在重大历史事件方面，曹魏屯田是当时经济领域中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陈寿《三国志》仅在《魏书·武帝纪》和同书《任峻传》中有简略的记述，总计不过50余字，使人难知其详；而裴松之分别在《武帝纪》中注引王沈《魏书》，在《任峻传》中注引《魏武故事》，共补充了近330字，这就使人对曹操屯田之原因、目的、具体措施及效果有了完整的了解，解决了有关屯田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在重要历史人物方面，王弼是魏晋之际的玄学名家，陈寿不为之立传，只在《魏书·钟会传》后用寥寥20余字介绍其生平事迹，极为疏略；而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补充了750余字，详细介绍了王弼的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又如马钧是当时的大发明家，陈寿在书中只字未提，裴松之却十分重视，除在《魏书·明帝纪》中注引《魏略》述其制作外，还在《魏书·杜夔传》中注引傅玄序文，全面介绍马钧的生平事迹及创造发明，并给予高度评价，全文多达1200余字。马钧赖裴《注》得以垂名后世，中国古代科技史也因此而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民族关系方面，陈寿虽在《魏书》中立有《乌丸传》《鲜卑传》《东夷传》等，但皆语焉不详；裴《注》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保存了不少民族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裴《注》在文字注音、释义、校勘及考辨史实讹误等方面也颇多精到之处，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范晔与《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