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的“良史之才”，就是指他“善叙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这“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八个字可作为“善叙事”的最好注脚。陈寿叙事，一是简洁，无繁冗芜杂之弊；二是取材精审，不妄下笔。如《武帝纪》写曹操身世，只简单交代其父祖姓名、官职，寥寥数语，而裴松之作注则至数百言；《文帝纪》叙曹丕禅代，只用了一篇不到二百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了出来，裴注引《献帝传》载禅代的表奏册诏竟达20余篇之多，洋洋万言。陈寿叙事于简洁之中，往往能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如《蜀书·先主传》载：“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鲁肃传》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短短两段文字总共不过70余字，便将曹操的傲慢和刘备在当时局势中的分量成功地表达出来。又如《蜀书·关羽传》载：“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段简短而精彩的描绘，将关羽好摆老资格、耻为人下的性格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
诸葛亮像
陈寿作《三国志》，取材审慎斟酌，下笔不苟。试以《蜀书·诸葛亮传》为例：关于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识的经过，鱼豢《魏略》与司马彪《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故记载此事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征南中事，习凿齿《汉晋阳秋》载诸葛亮如何七擒七纵孟获，“南人不复反”，未免夸大其词，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陈寿亦不取，只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诸葛亮北伐屯于阳平，城中兵少，司马懿率军20万经至城下；诸葛亮巧摆空城计，吓退司马懿。这个传说既不是事实，也不合情理，陈寿弃之不取。又如《吴书·孙策传》关于孙策之死，虞溥《江表传》、干宝《搜神记》都以为是孙策杀道士于吉的报应，陈寿独以为是妖妄，削而不书，仅载孙策出行，为许贡宾客所射，中创而死。这样的例子很多，足见陈寿取材的审慎态度。
《三国志》虽称名作，但也有不足和缺陷。全书只有纪、传，而没有志，给后世了解三国典章制度带来许多不便。书中所作诸传甚多，照顾的方面也很广，大凡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科技文化上有贡献者，皆网罗其中，或立专传，或作附传，但却遗漏了一些重要人物，如张仲景与华佗都是建安年间的名医，华佗立有专传，张仲景却无传；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巧”，也没有给他立传。故刘知几《史通·人物篇》批评陈寿“网漏吞舟”是有道理的。此外，叙事过简，曲笔太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书的质量。
《三国志》作为一部史学名著，得到了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宋代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9]清代钱大昕称：“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吾所以重承祚者，尤在叙事之可信。”[10]
（二）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