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平常的法典，也往往对大族宽容，对寒贱无所纵赦，士庶界限分明。西晋泰始三年（267年），司隶校尉李憙上书弹劾故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其谥”。晋武帝却下诏说：“友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四人皆侵占官稻田，犯罪性质相同，但因县令刘友官卑地寒，结果被处死；山涛等人是世族，官又做得大，却对之不闻不问，任其逍遥法外，晋武帝用法何等泾渭分明。司马光对此评述说：“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63]司马光批评晋武帝用法“避贵施贱”是对的，但却无法揭示出晋政权维护门阀士族特权之阶级实质，这就不是简单的“政本不立”的问题了。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士族之法律特权有增无已。元帝太兴元年（318年）十一月，御史中丞熊远上疏曰：“……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64]就连大士族本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政权纵容豪强、施法寒劣的既成事实。庾翼在给兄冰的信中说：“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则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强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令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指王导）之惽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65]前举庐陵太守羊聃无端杀害郡民简良等二百余人，仅免官而已；而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66]。对比何等鲜明。南朝梁武帝施行宽政，处处优容皇族子弟和士族大地主。《隋书·刑法志》称：“（梁）武帝敦睦九族，优假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一次，梁武帝出建康城，一老者拦路指摘他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67]但他置之不理。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统治者在法律上避贵施贱的共同态度。
北魏及南陈，又有所谓“官当”制度，这是门阀士族另一重要的法律特权。“官当”是指在任官吏可用官爵抵罪的制度，官阶、爵位越高，所抵之罪愈多。北魏《法例律》规定：“五等列爵及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68]能得到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和从五品以上官职者，无疑多是鲜卑王公贵族和汉族高门，庶族寒门除少数暴发户外，一般是难以得到高位的。北魏孝文帝改定职官，规定士人之官有九，每品有正有从，共十八阶。若按一官阶抵刑两年计算，一个犯了罪的五品官便可用官阶抵刑9年至10年，一品官阶可以抵刑17年至18年；而且，他们一旦免官，三年以后又可出仕，只不过比原来官阶降一等而已，其法律特权是庶族寒人所望尘莫及的。南陈的法律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寒庶人准决鞭杖。”[69]南陈的“官当”法规定一官“准当二年刑”，虽不如北魏对高门士族那样优容，但毕竟是一种法律特权，庶族寒人就只有受“决鞭杖”之苦了。
在经济上，士族地主享有荫客、复除等特权。西晋颁布占田、荫客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70]。从法令看出，西晋几乎所有士族都能庇荫亲属，而且范围极广。这样，士族及其荫亲便全部享受免租、免役的特权；其所庇荫的衣食客及佃客，也只向主人承担义务，不必向封建国家纳税服役。东晋又实行给客制度，官品第一、第二给佃客40户，每品递减5户，至第九品5户；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3人，第七、第八品2人，第九品1人。佃客生产的粮食“皆与大家（主人）量分”“客皆注家籍”[71]，成为变相的农奴。《通志·选举略》载唐代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议曰：“汉世虽丞相之子，不得蠲户课。而近世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荫，子孙重承恩奖，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将何以堪之！”可见，自魏晋以来，士族地主既不纳租，也不服役。此外，他们还享受不纳商税的权利。《南史·恩悻沈客卿传》载：“以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以上特权，庶族地主都是没有的。
在文化教育上，士庶同样待遇不等，相差悬殊。西晋规定，五品以上官吏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南齐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说：“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72]前秦仅设太学，苻坚规定只有卿大夫、士以上子弟才能入学，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略同，是照顾士族利益的。东晋桓玄篡位前，为了笼络大族，“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73]。此处学官，当即国子学学官；二品子弟应是官居二品的高门士族子弟了。南朝中后期，随着寒人势力的逐渐抬头，士庶在文化教育上的差距开始缩小。齐高帝规定入国子学的资格，自王公以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领护军诸府司马及咨议参军等七品官子弟。梁武帝为招徕后进，将入学“限以贵贱”的条件进一步降低，“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74]。似乎寒门子弟也可入学。北朝的情况与两晋南朝大致相似，《魏书·高允传》载：“表请郡国立学，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从之。”可见，北魏郡国学是按门第高低选拔学生的，与两晋、南朝“限以贵贱”的条件相同。
士族地主的种种特权。既是“士庶天隔”的重要表现，又在客观上扩大了士庶的差异，只要门阀制度存在，这种差异便无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