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贵游子弟又都重文鄙武，奋立功业者多为寒人，有的因功勋卓著而至高位，但仍不免产生自卑心理，或受到高门大族的轻视。宋末，张敬儿斩桂阳王刘休范，以功高求镇襄阳，辅政的萧道成以敬儿人位本轻，不欲使处襄阳重地；敬儿又助齐高帝得天下，官拜开府、仪同三司，齐武帝却疑其有异志而杀之，并下诏辱骂说：“敬儿蠢兹边裔，昏迷不脩。属宋季多难，颇获野战之功。拔迹行伍，超登非分，”[42]云云。寒人功大位高便是“超登非分”，便要被诛戮。王敬则因功高与大族王俭同拜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嘲笑王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人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南沙县吏，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王敬则复可恨。”[43]
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自称膏粱、华腴，或甲族、冠族、权门等，而庶族寒人则被人称为单门、寒贱、厮役、小人等，甚至“寒士”成了当时骂人的口头禅。南齐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彰日，刘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彰何益？”渊骂曰：“寒士不逊！”[44]宋明帝下诏骂羊希为“卑门寒士，累世无闻”[45]，宋孝武帝斥袁粲为“寒士”，等等。羊希、袁粲是高门，只因触怒了皇帝，故被骂为“寒士”，反映寒士的低贱。
北朝推行门阀制度较晚，但“士庶天隔”的情况与南朝无异。北魏文成帝曾下诏：“尊卑高下，宜令区别。”[46]孝文帝定姓族，改官制，较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对大将军刘昶说：“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之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47]孝文帝大倡门第，反对清浊同流，将官职分为君子、小人之官，各有九品七等，其门第之差异，士庶之严格无待多论。北齐、北周因袭之，《北齐书·元文遥传》称：“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其时士族子弟连县令都不愿做了。
二、“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
个别寒士如不自量，硬要与贵游杂处，便会遭到难以忍受的冷遇。东晋末，刘毅家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贫困潦倒，曾与乡曲士大夫共往东堂射箭。时贵游子弟庾悦为司徒右长史，暂至京口，也邀集府州僚佐共赴东堂。毅先至，向庾悦乞求说：“身久踬顿，营一游集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能以堂相让？”庾悦径直前行，毫不理会。众人纷纷躲避，只有刘毅不知趣，留射如故。待至用餐时，庾悦面前佳肴满席，与同僚宴饮甚欢，并不理会刘毅。毅既不去，悦亦不欢，俄顷席散。刘毅垂涎三尺，再次乞求说：“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这一故事，将士族的高傲、寒士的窘困以及士庶互不交接的情景，勾勒得栩栩如生，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刘毅乞讨残羹剩菜而不可得，寒士之境遇与地位可想而知。就连某些爬上高位的暴发户，因为出身寒门，也同样得不到高门士族的礼遇。刘宋中叶，黄门郎路琼之，太后兄路庆之之孙，与王僧达是邻居，平时互不往来。琼之自以为是皇亲国戚，一次，身着华丽服装，登门拜访王家，正赶上僧达将出门打猎，已改服。琼之不客气，进门就坐下，王僧达不与语，冷不丁问了一句：“我家门下过去有个叫路庆之的车夫，是你的什么亲戚？”琼之狼狈而退，僧达速命仆人将琼之坐过的床一把火烧掉。路太后闻知大怒，向宋孝武帝哭诉道：“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孝武帝只好安慰说：“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遭到侮辱乃是很自然的事情。王僧达是个贵公子，岂可用这件事惩治他？”王僧达侮辱皇亲国戚，竟连皇帝也奈何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