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的使臣往来，推动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科技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我国的养蚕、织绸技术西传波斯、大秦，西方艺术和玻璃制造术也东传中国。
早在先秦时，中国的丝绸即源源西去，但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的西传则要晚得多，直到东汉时才传到新疆，南北朝时经西域传到波斯，后又从波斯传到大秦，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各国的技术和艺术也传到我国。20世纪河南出土了一批古玻璃，后经光谱分析，其中有2至4世纪的埃及制品，在洛阳也发现了亚大山大里亚玻璃珠和埃及玻璃瓶，瓶上有代表雅典娜头像的圣牌装饰图样[30]。随着玻璃制品的传入，制造玻璃的技术也传到中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大月氏人在平城采矿烧制玻璃，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成为现存外国人来华传授玻璃制造技术的最早记载。我国早在西周时即已能制造玻璃，但与西方玻璃相比，在耐高温性，温差变化的适应性方面较差，随着西方先进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促进了我国玻璃制造技术的提高。
鸭形玻璃水注（十六国北燕）1965年辽宁北票出土
波斯军队很早就使用兜鍪铠甲，魏晋南北朝时传入我国。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就曾称赞波斯名贵的环锁铠，但当时还较少见。到东晋南北朝时则已普遍使用，不仅将士头戴兜鍪，身披铠甲，就连战马也披上了马铠。从麦积山石窟第127窟北魏壁画、大同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的甲骑具装俑、江苏丹阳陈朝大墓的砖刻壁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装束。
银执鎏金把手胡瓶
（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波斯萨珊王朝时的石雕、绘画艺术及希腊式石柱也传入我国。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腊式石柱和有翼雕像即是实证。其中最有名的是南京宋刘裕陵前的石麒麟、梁萧秀墓前的石狮、丹阳梁萧衍陵前的石麒麟，这些石兽气魄雄伟，姿态生动，肋下飞翼或呈浮云状，或呈波纹状，或呈鱼鳞状，形态各异。经过我国匠师的吸收与融化，将波斯萨珊石雕艺术与中国传统石雕手法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石雕更加生动逼真。六朝陵墓前刻有瓜菱形凹纹的石柱，则十分类似希腊爱奥尼亚式石柱，柱顶为中国传统的承露盘，中西合璧，别具一格。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绘画多为联珠纹鸟兽图样，风行中亚、西亚的“波斯锦”就织入联珠对鸟对兽纹图。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联珠立鸟纹图样，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联珠飞马纹、联珠对雁纹图案，吐鲁番哈拉和卓与阿斯塔那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套环对鸟纹锦、套环贵字纹绵中可以看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已为我国所吸收。
三、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与今日东亚之日、朝、韩诸国的文化交流亦十分密切。当时，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皆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使臣相互往来不绝于路，如西晋立国之初的五六年中，新罗就曾三次派使臣来洛阳；南朝时，百济曾十次派使臣访问建康；而高句丽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所派来华使臣更是多达90余次。中国使臣也不断回访。形成了频繁密切的关系，为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文化交流包括儒家学说、教育、佛教、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两晋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已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高句丽、百济、新罗都十分重视儒家思想，高句丽模仿中国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教育子弟；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曾派出讲授《诗经》《礼记》的博士前往百济教学。《论语》《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儒家经典和史学、文学著作，深受三国文人学士的喜爱。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高句丽、新罗都使用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