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求法之僧还有昙学、威德、道泰、僧表、慧览等。这些西行求法者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文化修养，因而能较好地吸取印度文化之精华，在促进佛教传播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向了印度等南亚各国。
除了这种民间的文化交往之外，当时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政府间交往也十分频繁。据《魏书》《梁书》《北史》《南史》等史籍记载，北天竺的犍陀罗国在北魏时期曾5次派使臣来洛阳；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6次派使臣来洛阳；尼婆罗国（今尼泊尔）4次派使臣来洛阳；罽宾国6次派使臣来平城和洛阳南天竺国5次遣使北魏。东天竺的槃是国（今孟加拉国）、西天竺也都曾派使节来平城、洛阳访问。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则和东晋南朝保持着密切往来，曾4次派使臣来到建康。狮子国也曾4次派使臣来建康。这些来华的使臣不仅带来了南亚各国的特产，如白象、火浣布、各种工艺品等，而且使人们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同时，这些使臣也把中国的民俗风情、典章文物等带回国去，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
通过民间与政府这两条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继续保持着与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如开凿于后秦、西秦时期的甘肃天水麦积山早期石窟和开凿于北魏前期的云冈昙曜五窟，其造像雄健高大、深目高鼻、眉细眼大、两耳垂肩、宽肩细腰、衣纹凸起、密褶均衡，明显地具有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成为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实证。又如斯里兰卡使者于东晋义熙初年送来的玉佛像，陈放在建康瓦棺寺后，与戴安道的手制佛像、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像，被世人并称为“三绝”，成为中斯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二、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往来便十分密切。至于魏晋南北朝，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系未断。据《三国志》《晋书》《魏书》《北史》等史书记载，大宛在曹魏、西晋、后赵、前秦、北魏时，曾10次派使臣来中国访问，赠送汗血马、珊瑚、琉璃等物。贵霜王朝也在曹魏明帝时遣使节来洛阳。吠哒征服贵霜后，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联系，从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到北周明帝二年（558年）的一百余年间，先后15次派使臣来平城、洛阳、长安访问，5次派使臣访问建康，与南北政权皆保持着友好关系。中亚最繁华的工商业国家悉万斤曾10次派使臣访问北魏。中亚游牧大国康居曾派使臣访问曹魏、西晋。位于今黑海、里海之间的粟特曾9次派使臣访问北魏、北周。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时姑臧城内有许多粟特商人，后文成帝时，粟特王派使臣前来赎回，北魏政府优礼送归。此外，中亚的者舌、忸密、吐呼罗、薄知、迷密诸国也都曾派使臣来访。
西亚诸国也和我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到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的一百年间，波斯使者12次访问平城、洛阳、长安，3次由海道访问建康，与南北政权都保持着联系。《洛阳伽蓝记》记载说洛阳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为北天竺犍陀罗国所送，狮子即波斯王所送。大秦商人秦论于孙吴黄武五年（226年）经海路来到广州，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正史中留下姓名的大秦人。此后，大秦使者曾先后访问过西晋、前凉、东晋，北魏时，更是三次遣使者来访。其时洛阳城内就有不少波斯和大秦商人，北魏政府特设四夷馆，接待他们。
在中亚、西亚各国使臣来华的同时，中国使者也前往中亚、西亚。西晋武帝曾遣使去大宛，北魏曾多次派使者出访，其中高徽两次出使吠哒，黄琬、高明出访大宛、者舌等国，韩羊皮曾出使波斯。西魏、东晋也曾分别派使臣出访波斯、大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