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身世家，天资聪慧。因父母早亡，12岁出家，由于形貌丑陋，不为其师所重，被役使于田间耕作，数年后才被其所识。后至邺城（今河北临漳），深得佛图澄赏识，收为弟子，从此，道安开始崭露头角。此后，道安辗转活动于山西、河北、襄阳、长安等地，注经弘法，制定僧规，探究般若真谛，推动了晋代般若学的兴起。道安对佛教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译注和整理佛经。据僧传记载，道安著有各种经注20种、22卷，涉及大小乘、经、律、论三藏，可见其对佛教的研究面十分宽广。为了使翻译的经典能保持本真和通俗，他组织中土僧人译经，并邀请西域高僧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协助翻译，先后翻译和注释了大量的般若部经典。道安还将所见佛经编成《综理众经目录》，成为我国第一部佛教目录学专著。二是制定僧尼戒规。道安为保持和维护佛教的严肃性与纯洁性，制定了僧团讲经说法、衣食住行等宗教仪规，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创立“清规”的第一人。他还划一僧人姓氏，将僧尼依师为姓统一规定为释，自此，汉族僧尼迄今仍以释为姓，未作改变。三是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胸怀，对佛教禅学和般若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并创立般若本无宗。两晋佛教汉化进程加快的突出表现便是般若学的兴起，而道安数十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对般若思想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晋时期，佛教经典的大量译出，对佛教理论的深入研究，尤其是般若学的勃然兴起，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佛教对神仙方术的依附，而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发展道路。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据法琳《辨正论》中的记载，西晋两京，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余人；东晋104年中，有寺1768所，僧尼24000余人。十六国时期北方的佛寺和佛徒数量虽无法详考，但从当时各割据政权竞相崇佛的情况来看，佛教的传播当更为广泛，后秦境内“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2]便是一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