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传入中土之始，实际上就已开始了其汉化的历程。但直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得以广为弘播，因而佛教的汉化也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或将佛理玄学化，或吸收儒家纲常学说，或援道入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并以此对佛教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逮至唐代，终于发展成与印度佛教全然不同的中国化的佛教，至此，佛教的汉化也就基本完成了。当然，佛教汉化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有过佛道之争，互相攻讦；有过统治阶级的排佛，以强硬的手段对佛教进行镇压；也有利用佛教教义，举行起义，成为佛教之异端。诸如此类的事件，实质上都反映了佛教的汉化历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三国时期佛教在汉地的扎根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人们视其为神仙方术之一种，与黄老共祠。因此，在汉代，真正懂得佛教的中国人并不多。加之译出的佛经数量很少，质朴无文，因而佛教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影响，流传也不广泛。这种状况直到时世艰难的汉末魏晋时期才得以改变。三国时，洛阳和建业已分别成为北方和南方的佛教传播中心。
汉末，安息人安世高和月支国人支谶等人即已来洛阳译经。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来到魏都洛阳。其时，北方虽已有佛教传布，但十分混乱。出家为僧，只是剃除须发，身披袈裟，并不受戒，也无戒律约束；举行斋忏时，也仍汉代祠祀一样，混同流俗。昙柯迦罗到洛阳后，在白马寺译出《僧祇戎心律》，供僧人朝夕诵读，并据此以检点僧人生活行迹。同时，他又延请梵僧，集众僧受戒，建立了传授比丘戒的“羯磨”之法。僧传称：中夏戒律，始自于此。从此，中国才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昙柯迦罗也成为在中国建立授戒制度的创始人。此后，康僧铠、昙无谛等僧人也先后在洛阳白马寺译经弘法。
南方的佛教比北方更为盛行。孙权时，僧人支谦来到江南。支谦本大月支人，其祖父时归化汉室。支谦兼通胡、汉语言，博览经籍，通晓各种艺术，是位博学多才之人。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支谦因其时佛经多为梵语，遂从黄武元年（222年）开始译经，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先后译出《大明度无极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等大小乘经典36部、48卷[1]，并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使歌颂佛德时伴以抑扬顿挫之声，或佐以管弦钟鼓之乐。支谦是三国时期译经最多的人，由于他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与时尚调和，以便更好地畅达经意，为人接受。因此支谦翻译的佛经辞旨文雅，文约而义显，深受后世佛教徒赞赏。
支谦之后，又一位在江南弘传佛教的知名人物是康僧会。康僧会，其先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后随其父经商移居交阯。十余岁时，双亲并亡，不久出家。康僧会不仅深明三藏，而且博览典籍，天文图纬，多有涉猎。于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孙权为其建建初寺，成为当时江南著名的寺院。康僧会在建业居住了33年，先后译出了《小品般若经》《六度集经》等佛经；又注《安般守意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泥洹梵呗》。康僧会译经数量远不及支谦，但他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兼具佛、儒、道思想的译师。在他的译文里，可以看到孝慈、仁德等儒家的语言和思想；可以看到自本无生、无名等道家的语言和思想；他还直接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和佛教不杀、盗、**、妄、酒的五戒糅合成五教。如果说，在支谦那里，佛教的汉化表现为以适合中国人习惯时尚的文字来翻译佛经，那么，康僧会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注释佛经，使佛教的汉化迈出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