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南方的侨姓士族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殷氏、阳夏谢氏、泰山羊氏、谯国桓氏、汝南周氏、晋室司马氏、长乐冯氏等都有信道之一。其中琅邪王氏王羲之一门，是东晋著名的文化士族，史称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其交游者中，有以清谈著称的谢安、许询等名士，有名僧支遁，有奉佛者孙绰等，他们彼此引为同道，追求一种隐遁山林、服食养性、清谈优游的生活。尤其是王羲之去官后，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浙东、浙中诸郡，泛沧海，穷名山，以致感叹：“我卒当乐死。”[14]他为道士写《道德经》《黄庭经》以换取白鹅的故事，更成为书林佳话。王羲之诸子献之、凝之、徽之等也都奉道甚笃。与王羲之家世代通婚的高平郗氏，则是东晋又一著名的奉道世家。
吴姓士族亦多有奉道，丹阳葛氏、陶氏、许氏，晋陵华氏，吴郡顾、陆、朱、张以及孙吴后人中信天师道者不乏其人，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士，如出自丹阳许氏的许迈、出自吴郡陆氏的陆修静等。
东晋帝室与道教的关系亦很密切。晋哀帝司马丕因服食长生之药过量而中毒；简文帝司马昱曾师事五斗米道支派清水道道师王濮阳；道士许迈、许谧、许翙、杨羲等人都和晋室过从甚密。孝武帝司马曜及其弟司马道子也都佞佛信道，司马道子亲昵女道，史书载之。
可见，从皇帝、宗室权贵、高门士族都信奉道教。而统治阶级中的人士大量涌入道教信奉者的队伍，又必然带来他们的需要和观念，推动道教的改革步伐，使之更迅速地上升为正统的官方道教，以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二是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和传播。汉魏之世，虽有大批道书，但相当一批是黄老道家的著述，真正称得上是道教经典的，仅有《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不多的几种。加之道士们视道经为秘籍，不肯轻易示人，导致道经亡佚现象严重。这种状况显然难以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佛教经典缺少，可以通过西行求取，翻译引进。道教则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进行制作。东晋以来，出现了大量新制作的道经，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组。
（一）《洞神三皇经》
汉魏之时广泛流传着三皇五帝的传说，帛家道据此而造作了《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东晋南朝的道士们在此基础上增益改变而形成《洞神三皇经》。其主要内容是有关沐浴斋戒、存思守一、服食草木药丸等长生成仙之术。
（二）《灵宝经》
东汉袁康所作《越绝书》中曾记载了一个关于大禹治水，遇神人授予《灵宝玉符》以制伏蛟龙水豹的故事。魏晋之际的道士们据此而编制了《灵宝玉符经》。东晋后期，葛洪族孙葛巢甫加以附会引申，造作了一批《灵宝》类经典，编造出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玄后代的传经谱系。《灵宝玉符经》的主要内容是道教的养生求仙之术，包括存思服气、服食草木药方、以符箓辟邪消灾、尸解成仙等。东晋之后新制作的《灵宝》类经典中以《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最为重要，其内容主要是求仙招神、度灾禳福的方术，实际上是道教的五篇符箓文字。南朝时，受佛教影响，又造作了一批《灵宝》类新经。
（三）《上清经》
东晋中期，道士许谧、杨谧等假托真神下临，造作了上清众经。《上清经》继承、发展了古代神仙家的养身方术，如服食金丹、餐吸云霞、导引行炁、召神伏魔等。便特别注重存思守一、诵经念咒之术，认为只要坚持在心中思神念真，与诸真精神交感，再辅以诵经、念咒、服气、叩齿等术，便能使外神降临体内，达到祛邪治病、固体长生，甚至可以招来仙官接引，飞升上清，成为仙神。《上清经》问世后，到东晋末已在江南广为传布，并由此而开创了一个新道教派别——茅山上清派。
东晋时期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既是道教发展的客观需要，反过来，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和方术，加速了民间道教向官方道教的转化。
四、道教内部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