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门阀制度，大体说来萌芽于东汉后期，形成于曹魏、西晋，东晋时期臻于鼎盛，南北朝日渐衰落。其形成与盛衰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门阀制度的盛行导致了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森严壁垒的等级秩序。在这一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各色等级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这些名目有的名异实同，有的具有特定的含义。以大类而言，等级的划分虽仍沿袭秦汉以来的“良贱”之说，但细加推敲，其森严和精密则远非秦汉社会所能比。在地主阶级中，不但有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两大类，而且士族地主中又有门阀士族和低级士族，即所谓高门、次门和寒士之分。同为高门士族仍有高下的差别。即使一门中，也“第其房望”，就是一房之中，差别也很大。门阀士族世代居于高官显位，享受种种特权。他们互相标榜成为社会上地位最高的统治阶层。庶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下层。他们虽然可以通过吏事、战功等途径取得官位，少数人甚至能爬上统治阶级的上层行列，但却无法进入士流。对于士族地主而言，他们仍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工匠、兵户及僮客、奴婢等而言，他们又是压迫者和剥削者。于是，从高门、次门、役门到半自由的士家、兵户、杂户、僮客等和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官私奴婢，构成了这一时期森严壁垒的层层等级秩序。
一、“王、谢门高非偶”
魏晋以降，高门大族林立。其中最为称著者，按照唐人柳芳的说法是：“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首之。”[1]柳氏列举的各地大族无疑都是第一流高门。然而，士族之中又有许多等级，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四姓。”[2]孝文帝依三代人的官品高下定门第等级，既非完全以北魏的官爵为标准，也非其创新，而是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与做法。所谓膏粱、华腴和“四姓”，东晋南朝早已有之。《晋书·王国宝传》：“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宋书·荀伯子传》：“伯子常自矜荫藉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南齐书·王僧虔传》：王志谓其弟王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南史·张弘策传子绾附传》：“出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一般说来，凡三代人反复取得五品以上官职，如魏晋的黄门、散骑、中书侍郎，郡太守等，其家族的高门地位便形成和固定下来；如能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是一品官职，那就会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大致分为膏粱、华腴、甲、乙、丙、丁四姓等若干等级。东晋南朝大族中，尤以琅邪（今山东临沂）王氏、陈郡（今河南淮阳）谢氏为贵，可谓是高门之首。梁末，侯景请婚于王、谢，梁武帝为难地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王、谢门第之高无人可比，竟连皇帝也不敢贸然应允这门婚事。北宋秦观著论曰：“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与国同其休戚也。”[3]唐代诗人羊士谔为之惊叹不已，曾作《忆江南旧游诗》曰：“山**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曾作江南步从事，秋来还复忆鲈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