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把大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始于汉末，但那时人是不自觉的，只不过借山水以慰藉失意而已。魏晋以来，人们在发现自身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山水的自然之美，逐渐将之作为自觉的审美对象。从东晋起，山水文化以文学作品、绘画、音乐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体现了创作主体在自我意识复归后反观自然所获得的感知。东晋人袁嵩的《宜都记》，被著名学者钱钟书誉为“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14]之作。袁氏写山水时，不只是文字绮丽，而且移注其中大量情感，对于大自然之美“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甚至认为“山水有灵”，与人互为“惊知己于千古”。魏晋南北朝士人陶醉、忘情于大自然的轶事，典籍所载，俯拾皆是。有的学者指出这并非是中国的特例：“自然之发现与个体之自觉常常相伴而来，文艺复兴时代之意大利一方面有个人主义之流行，另一方面亦是士人怡情山水之开始。”[15]而且这种意识也激发了园林文化的形成。魏晋南北朝士人构筑园林别墅，除经济原因外，也有审美情趣蕴藏其中。两汉的皇家园林，恢宏而无气韵。这时的园林多属士人的私家，特点是精致而有情趣。它是构园者心灵寄托之所、心志栖憩之地，也是艺术欣赏的对象。士人通过构筑园林，移自然山水于私宅，不出户而可回归大自然。
（三）养生与避世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死亡来得容易。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价值，所以注重养生成为当时的风尚。然而同为养生者，也有不同的层次。多者目的是乞求自然生命的延长，方法无外乎服食、行气，以及皈依佛、道，而有的士人养生在于精神的充实，怡然自乐。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颇注重养生，并遗世有《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二文。他称，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强而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余英时先生指出，嵇康“养生之旨既在于求内自足，而非徒自然生命之延续，则当与旧日导引之徒有所不同，正足为士大夫内心自觉之说明”[16]。
还有一批士人走上隐居的避世之路。他们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17]。他们追求个体生命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肉体价值。以嵇康这样的人杰，尚无法实践隐士的生活之路。他追随隐士孙登三年，仍无法做到忘情时政。在惨遇杀害之时，嵇康发出“昔惭柳惠，今愧孙登”的感叹，可见双方在人生理想方面还差着一个层次。陶渊明是这一时期人格自我完善的代表。他在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之时，毅然辞官归隐，在田园生活中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
（四）美的创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生命意识的觉醒，促使各个文化领域出现了全面的繁荣，美的创作随处可见。除文学、哲学之外，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皆能体现时代赋予的神韵。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对此一一论列，只引述两位方家对书法和绘画的见解，由一斑可见全豹。从略到精，是两汉到六朝画风的重大转变。今人邓以蛰在《画理探微》中讲：“人物至六朝，由‘生动’入于‘神’，亦自然之发展也。神者，乃人物内性之描摹，不加注名而自得之者也。……汉画人物虽静犹动，六朝之人物虽动亦静，此最显著之区别。盖汉取生动，六朝取神耳。”对于书法，宗白华先生讲：“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为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18]
总之，由于人的意识再次觉醒，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士人阶层，通过追求独立人格和对生命价值异乎寻常的关注，创造了达生任性的文化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古代文化呈现出一个新的繁荣局面，这是主流：但达生任性精神走向极致，又导致部分士人及时行乐、奢靡纵欲情绪的蔓延。西晋士人的斗富和南朝上层社会的挥霍无度，便是这种“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19]消极人生观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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