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在君权与神权重压的缝隙间，个别士人虽然发出了“生贵于天下”（马融语）的呼喊，但是声音相当微弱；《古诗十九首》流露出来的人生如寄的伤感情绪，也并未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条件的变化，士人对个体真实存在的体认越来越强烈，到魏晋南北朝已成为清醒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这一时期，对生死、时空的不解和无奈几乎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对生命意识萌发的伤感情绪，弥漫了整个社会，显示了人的觉醒层面的扩大。各种生活经历的士人，都有一种人生苦短的认识。孔融《杂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著。”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生如朝露。”陶渊明《饮酒诗》：“人生能复几？倏如流电惊。”鲍照《伤逝诗》：“寒来暑往而不穷，哀极乐反而有终。”一些帝王也作如是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和宋文帝的“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的诗句，可算是他们之中不少人的心声。长期戎马生活的将军也有这类的咏叹。《晋书·羊祜传》载，羊祜登岘山对友人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桓温北伐，见故土所种柳树已长大，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至于更深一层次的认识，则来自士人对生命本质的探讨。一些哲学家将天地还原成自然，指出它是万物产生的本体，人也是它的产物。何晏讲：“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7]阮籍在《达庄论》中也讲：“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也。”他把人的形体和精神都归结为自然的产物，所以认为人应抛弃礼法，崇尚自然。他的好友嵇康更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最强音。嵇康视《六经》为丙舍（墓屋）、鬼语、芜秽、臭腐，认为循守礼教会使人目瞧、变伛、转筋、齿龋，主张“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8]。他们崇尚自然，崇尚生命，崇尚人生的自由，努力体现着自我的价值。《世说新语》记载很多士人张扬自我的故事。如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回答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刘惔把东晋简文帝归结为清谈中的二流人物。桓温问他：“第一流复是谁？”刘惔回答说：“正是我辈耳！”至于刘伶口气之大，更令人惊诧。他“脱衣裸形在屋中”，对进入屋中的人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