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之兴亡与佛教无关。秦末之时，中国并无佛教，然义兵四起，灭秦立汉，当此战乱之时，千里无烟，人口大量死亡。西汉之世，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其时中国也没有佛教，可见国之盛衰兴亡与佛教毫无关系。
（2）佛教并不反对孝道，相反，正是求取大孝。三皇以淳朴无服，五帝以沿情制丧，佛教弃俗返真，拔众生出俗世苦难。因此，在家尽孝与出家学道以度双亲这两者权衡轻重，自是后者为重。
（3）一个人是否出家为僧，因果所定，事实上并没有天下人全都出家这样的状况。至于僧尼不跪父母，是因为佛教之尊高于父母。母迟于子出家而拜子，并不是母拜子，而是其母屈尊拜佛，正是出于礼，符合礼的要求。
（4）老子化胡之说本是捏造，西域之人与北狄相比，前者性格怯弱，后者凶炽，如果真是老子化胡以灭其族，那么应该灭的是北狄，而不是西域之人。
（5）儒、佛虽说法不同而其理一致，因此不能以华、戎之分而阻止佛教的传播，也不能因梵、汉语音不同而认为佛教无益于中国。实际上，老子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的学说也并没有被后代道士所接受。相反，道教徒的所谓消灾攘祸、咒语符水，纯粹是欺骗愚弄百姓，而张角、李弘、卢悚、孙恩等聚众起事，更是害民甚大。佛教与道教相比，实在是远远优于道教。因此《三破论》完全是以粗笑精，以伪谤真，是瞎子妄说自己目明。
僧人玄光所著《辩惑论》则斥责《三破论》与道教有五逆、六极之罪。五逆之罪是：禁经上价，是其一逆；妄称真道，是其二逆；合气释罪，是其三逆；挟道作乱，是其四逆；章书伐德，是其五逆。六极则是：畏鬼带符，妖法之极第一；制民课输，欺巧之极第二；解厨墓门，不仁之极第三；度厄苦生，虚妄之极第四；梦中作罪，顽痴之极第五；轻作寒暑，凶佞之极第六。玄光对这五逆、六极分别作文，攻击道教，反驳《三破论》。
僧人僧顺作《折三破论》，在对《三破论》进行逐条批驳反击后，对《三破论》的作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真正得道者，不用宣传，其道自显；未曾得道者，即便常常道不离口，也照样无道可恃。庄子说：生者气也，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如果按《三破论》作者所说，道是气的话，那么便当有聚有散，有生有死，道教也就不是永远存在，而是要死亡消散的。这岂不是自己承认道教劣于佛教吗？僧顺的这番嘲讽确实狠狠地挖苦了《三破论》的作者一番。
僧祐也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对道教徒的夷夏观进行了反驳。如果因为佛教出于西戎之地，华夏之邦就不能用佛教以行教化的话，那么，禹出于西羌，舜生于东夷，也应该不承认他们是圣人了。道之所在，并不受地域限制。何况，华夏之地也在变化，中州本属华夏，然五胡作乱，已成戎墟，吴楚本是东夷之地，东晋立周以来，已成华夏正统所在。可见，以释迦出于西方就反对佛教是毫无道理的。
在佛教徒纷纷著文反驳道教的同时，还有一批佛教徒则向道教学习制造伪经，如《老子大权菩萨经》《清净法行经》《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佛说空寂所问经》，等等。在这些伪造的佛经中，宣称佛祖释迦牟尼派遣三位弟子入华来行教化，其中儒童菩萨即孔子，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这样，孔子和老子便都成了佛的弟子。
《三破论》的问世使南朝的佛道之争达到高峰，然而，宗教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获取精神上的解脱与满足。因此，尽管佛、道二教的教义、礼俗有所不同，但都能为人们所接受；尽管佛、道二教之间常常发生尖锐激烈的冲突，但又能够相互调和。南朝的佛、道之间经过《夷夏论》《三破论》所引发的两场剧烈争辩后，便逐渐走向调和共存。
四、北朝的佛道之争
佛、道二教之间的斗争，在北朝比南朝更为剧烈，由于北朝诸政权均为少数民族建立，因而使得北朝的佛道之争又与民族关系掺杂在一起，具有更为浓烈的政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