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欢的《夷夏论》将佛教贬为夷狄之教，加之使用了诸如“狐蹲狗踞”一类近乎谩骂的刻薄词语侮辱佛教。因此，《夷夏论》一问世，便招来了佛教徒的强烈反击。司徒袁粲首先化名道人（佛教徒之称）通公，著论反驳。
袁粲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反驳了顾欢的观点。其一，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早于老子，并非老子入西域教化后才有佛教，老子化胡一说毫无根据。其二，孔子、老子、释迦建立的教理完全不同，孔、老以治世为本，而释氏强调以出世为宗，二者之道不同，根本就谈不上同源异俗。何况，道教追求羽化成仙，结果却难脱白首老死。佛教追求泥洹灭度，能使人了却尘世俗缘，脱离生死，湛然常存。若以此论优劣高低，则显然是佛优于道。其三，中西风俗确有差别，但佛教在中国传播，并不强行要求遵行西方风俗。至于有些礼仪，如膝行为礼，三绕为虔，是古人即有之礼，与佛教的传播无关。中西风俗的差异，不会妨碍佛教的传播，也不会引起混乱。
针对袁粲的反驳，顾欢再次著论，坚持自己的观点。其一，道先于佛是不争之事实。道经完成于西周，佛教东汉时才传入中土，道教比佛教早八百多年，显然是道先于佛。其二，华夷风俗确有善恶之分。戎夷之地，习俗强犷，礼仪不同于中华，佛教产生于夷地，正说明戎夷之俗凶恶；道教出于华夏，正说明华夏风俗至善。因此，佛教劝人为善的道理可以听取，但佛教的那些仪规，则绝不应该接受。其三，佛道二教文质有异，但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同源一致。其四，神仙是大化的总称，一些人以服药延寿，寿尽自然死去，这些人只能算是修考之士，并非神仙之流。
在顾欢与袁粲尽开争论的同时，其他佛教徒也纷纷发表议论反驳顾欢，据今本《弘明集》所载，有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著《折夷夏论》《重与顾道士书》，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文之作《咨顾道士夷夏论》，释惠通的《驳夷夏论》，以及释僧愍的《戎华论》，等等。
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今山东平原南）人。宋、齐两朝曾多次委以官职，均辞谢不就。早年曾于崂山聚徒讲学，晚岁好佛，栖身于南京摄山栖霞寺。顾欢《夷夏论》问世后，明僧绍即作《正二教论》，逐条驳斥了《夷夏论》的观点。
关于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之说，遍览阐述道家宗旨和敷玄之妙的老、庄之书，从未见到有变幻形状的奇闻怪异，考之事实，年事并不相符，纯粹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关于佛道二教之源。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讲究圆应无穷，通过练精研照，精深所会，明因果之报。道教则教极浇淳，不议殊生，可为帝王之师。因此佛道二教各有其义理。关于华夷异俗。虽然华夷习俗有所不同，但就教化而言，其理相同。圣人之说，并不以华、夷有别而受到局限，佛教乃明神道之所通，处处可用，并不拘泥于地域的不同而削弱作用。关于道家仙化之说。道教宣传长生不死，然道教所说的服食金丹，羽化尸解，验之事实，并无人见之。至于那些神怪变化，符水咒辞，更是以怪诞惑世。据此，明僧绍得出结论，佛道二教可以兼有所得。道教的真谛并不在于神化无方，济世不死，而是修身治国，绝弃贵尚，浩气养和，就经世治国而言，孔、老学说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佛教弘扬的是尽照穷缘，明彻人生因果。因此，二教的区别在于“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29]。从上可见，明僧绍在声称佛教高于道教的前提下，仍强调佛道二教可以兼取，儒、道、释三家应该并重。
谢镇之，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得考。顾欢《夷夏论》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重与顾道士书》驳之。其论点主要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