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其祖顾纠于东晋安帝隆安年间因避战乱迁徙至此，家世贫寒，祖、父皆以务农为生。顾欢从小好学，因家贫无力供其上学，顾欢便在乡中学舍的墙边听讲，8岁时已能背诵《孝经》《诗经》《论语》。及长，更是笃志好学，白天躬耕田亩，晚上燃糠自照诵读。20多岁时，师从雷次宗习玄学和儒学义理。母亡后立志隐居不仕，于剡县（今浙江嵊州）天台山开馆授徒，受业者常近百人。齐高帝萧道成征其为扬州主簿，顾欢以“山谷臣”自称，上表辞谢不受，并进《政纲》一卷及其所撰《老子道德经义疏》，携齐高帝所赐麈尾、素琴而归。永明元年（483年），齐武帝又征召顾欢为太学博士，仍不就。年64卒，“身体香软，道家谓之尸解仙化焉”[23]。顾欢不善谈辩，长于著论，齐武帝诏其诸子撰顾欢《文议》30卷。
关于顾欢的身份，历来史家多称他为道士，而《南齐书》仅云其“隐遁不仕”[24]。其实，从史书记载来看，顾欢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自幼即习儒家经籍，从齐武帝欲征召其为太学博士一事可见顾欢的儒学修养甚高。他又师从雷次宗研习玄学，曾与孔珪共谈《四本论》，条分缕析，辨其不当，并作《三名论》以正之；他还曾注王弼的《易注》，说明顾欢亦精于玄学。顾欢的老师雷次宗曾是东晋名僧庐山慧延门下贤士之一，后又回庐山，耳濡目染，顾欢当亦受到佛学的影响。当然，顾欢信奉的主要还是道家思想，他雅好黄老之学，曾著《老子道德经义疏》。因此，他虽熟习儒学，并没有成儒学之士，虽精于玄学，也没有成为玄学之士。而是与奉道家学说为经典的道教之士往来密切，为五斗米道徒杜子恭的玄孙杜京产拣选道教经籍。显然，尽管顾欢未必出家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当顾欢见当时佛道二教互相诋毁非难时，便撰写《夷夏论》，详辩佛道二教的是非异同与高下优劣，并由此而引起了佛道之间空前激烈的一场大辩论。
《夷夏论》的论点主要有四：
其一，佛道同源。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只有老庄之道和周孔儒学，并无佛教，佛教乃是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才兴起佛教。如果孔子、老子不是佛，那么还有谁能称为佛呢？因此，“道则佛也，佛则道也”[25]。佛道二教起源相同，并无二致。
其二，佛道术异。佛道虽则同源，都是圣人用以教化众生，劝善戒恶，但教化的对象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因此佛道术异，道教教化的华夏之人，华夏风俗是民风淳朴，遵行礼教，谦让温良。所以圣人以道教养生仙化之术、精微质朴之道，使华夏之人全形守礼，自然无为，止于至善。佛教教化的是西戎群夷，戎夷风俗是胡服鸟语，蛮荒无文，人性凶恶。所以圣人教以佛教的涅槃灭度之术，勇猛破恶。“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精进。”[26]夷夏之人性有差异，佛道之术也不一样。
其三，佛道之用不能相混。佛道虽然都是教化众生的，但夷夏之人性有别，不能相互混用。其理如同舟、车虽然都是载人致远的交通工具，但舟只能航行于江河之中，车只能行于陆地之上，两者无法更换。“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因此，佛道二教“各出彼俗，自相聆解”[27]。绝不应将出自戎夷之地的佛教用于教化华夏之邦。
其四，舍华效夷，义将安取。既然佛道之用不同，那么，中国人就不应该信仰佛教。因为佛教倡导的剃发旷衣，毁貌易性，弃绝妻子，断绝宗祀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华夏的传统礼仪，是“悖礼犯顺”，舍华效夷，义将安取。那些无知的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之间互相争论不休，而恰恰没有搞清楚佛道二教“本同俗异”[28]的道理。佛道二教的优劣高低，乃是不辩自明、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