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是发展迅速。与此同时，道教由于自身的变革和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争夺作为正宗思想文化的地位，佛教与道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佛教为外来文化，道教为本土文化，遂使这场争论又蒙上了一层民族色彩，变成了夷夏之辨，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争鸣的又一焦点。
一、佛道相争之先声
以夷夏之辩为内容的佛道之争，主要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而其先声，则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
汉末牟子著有《理惑论》[22]，以中国传统观念对佛教进行了阐述。在这部以问答形式写成的著作中，牟子多次给佛教披上了道家的外衣。如说佛乃道德之元祖，佛教讲究清躬无为，并不厌其烦地多次征引《老子》以证其说。但同时，牟子又对道教的羽化成仙、长生不死之说进行了驳斥，认为全是虚诞之言，不值一信。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还不甚了解，视佛教为道家的一个派别；也说明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便与道教产生了矛盾，在争论着到底是佛为道德之祖，还是道化佛教。而在“问”者的话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只闻用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岂能舍周、孔之道，学夷狄之术。可谓开夷夏之辩、佛道之争风气之先了。两晋南北朝的佛道之争不过是这一先声的继续和发展。
汉桓帝时，襄楷上疏，不仅将佛道视为一体，都是崇尚清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而且认为佛教乃老子入夷狄所化。逮至西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与沙门帛远一争邪正，从此展开了佛道之争。
十六国时，后赵中书著作郎王度上奏石虎说：佛教来自西域，属外国之神，华、戎制异，夷、夏有别，汉代传入中原以来，只是让西域人立寺礼拜，汉人不得出家。建议石虎下诏禁止国人到寺庙中去烧香拜佛，凡有出家者，令其还俗。然而王度没有想到，出身羯胡的石虎并不讳忌自己的民族成分，反而认为自己既是胡人出身的皇帝，理当敬祀“胡神”的佛。下令不论汉人，还是蛮、夷少数民族，凡愿意事佛者，悉听其便。王度挑起的一场夷夏之辩以流产告终。
刘宋太始三年（467年），江南著名道士陆修静奉诏入京，途经九江时，九江王问陆修静“道佛得失异同”，陆修静以“殊途一致”相答。及至京师，宋明帝又先后两次集玄、释、道之人，相互辩难，当争论谁先提出三世轮回之说时，佛教徒纷纷抗议道教袭取佛教之说，而陆修静则争辩说《庄子》已云“方生方死”，只不过言约理玄，世人未曾醒悟而已。
尽管佛道之争自汉末魏晋以来从未停止过，但由于其时佛教正处于在中原扎根发展阶段，道教也忙于自身的改革与完善，加之社会局势动**，战乱不断，因此，佛道之争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尚未演成大规模的激烈相争。及至南北朝，随着社会政局的稳定和双方力量的发展，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佛道之争。
二、《夷夏论》与南朝的佛道之争
汉魏两晋时期时隐时显、时断时续的佛道之争，到南北朝时分别在南北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佛道之间的大辩论。在南朝，这场争论源起于顾欢所写的《夷夏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