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就价值取向而言，南人北人也有很大不同。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由轻悍好斗逐渐转向柔靡怯懦，显然是受北来大族影响的结果。南渡的北方大族，对于武人、武事、武职的评价素不甚高。东晋外重内轻的格局更使居中执政的高门士族普遍厌恶武人、贬斥武事，进而在心理深层中积淀下轻武鄙武的观念。进入南朝后，武职降为浊官，是世代盘踞“职闲廪重”清官的高门士族不屑一顾的职位。南士恰恰从这方面向北方高门效颦，结果使祖宗传下的尚武之风消散殆尽。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巨大变化，对于腐蚀自身及软化整个社会风气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北方，由于受胡人骁勇善战的习尚影响，尚武精神逐渐在中原地区深深扎下根来。它一扫晋人玄风相扇、奢华颓弱之风，使社会上下勃发出一股刚阳雄武之气。当时，不仅“河北文士率骁兵射”，就是妙龄女儿亦能“褰裳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即使士人行文，也是“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理胜于词，便于时用”[28]，与南士妩媚艳丽的文风截然两样。
注释
[1] 《孟子·滕文公下》。
[2] 《春秋繁露·玉杯篇》。
[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6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 《三国志·魏书·陈矫传》。
[6] 《宋书·范晔传》。
[7] 《晋书·王衍传》。
[8] 嵇康：《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9] 《世说新语·任诞篇》。
[10] 《世说新语·贤媛》注引《妒记》。
[11] 参见宁稼雨：《魏晋风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12] 同上。
[13] 《三国志·魏书·管辂传》。
[14] 钱钟书：《管锥编》，10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339页。
[1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335页。
[17]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
[18]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的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9] 《梁书·鱼弘传》。
[20] 《礼记·祭义》。
[21]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22]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89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3] 葛洪：《抱朴子·明本篇》。
[24] 慧琳：《白黑论》。
[25]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21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26] 《南齐书·张融传》。
[27] 《隋书·音乐志》。
[28] 《北史·文苑传序》。
[29] 《晋书·苻坚载记》。
[30] 《洛阳伽蓝记》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