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邃，敦煌（今甘肃敦煌）人，于法兰之弟子。于道邃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缘会”义的倡导者，同时，亦通识玄理，性好山泽，常游迹于名山，不屑毁誉，颇有玄学名士风度。所以孙绰将他比之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
竺法护，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郡，8岁出家。西晋武帝时，随其师游历西域，备晓多国语言文字，回国后专心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经数量最多的名德高僧。晋武帝末年，隐居深山，后又于长安城外立寺修道。竺法护所译佛教中包括般若经类，因此后人将弘传《般若》学的竺法护比之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
帛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出身儒学之家，其父以儒雅知名。帛法祖虽少年出家，研习佛经，但亦通于《老》《庄》之学，深得玄学幽微，晨夕之时，辄讲谈道德，清谈之士，咸服其远达。因而孙绰作《道贤论》时以嵇康比帛法祖。
竺道潜，字法深，出身名门之族，年18出家，永嘉初避乱东渡。竺道潜出家后，曾拜刘元真为师，而刘元真本为西晋清谈名士，融佛法玄理于一体。在这样一位师长的教育下，竺道潜自然也内综佛理，外贯《老》《庄》学说。名族之胤的家庭出身与玄、佛兼通的学术修养，使竺道潜与王导、庾亮及东晋元、明诸帝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出入宫廷，或畅论佛理，或阐释《老》《庄》。因而，时人以刘伶相比喻。
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出身世家，年13时随舅令狐氏游学中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慧远继承了由竺法雅倡始的“格义”传统，以《老》《庄》学说比附佛教思想。后定居于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雷次宗等结社于庐山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在慧远的这批信徒弟子中，不乏通于玄学者。如周续之曾研习《老》《易》，宗炳精于言理，雷次宗曾于京师开馆收徒，讲授儒、玄，南朝作《夷夏论》挑起佛道之争的道士顾欢就曾是他的学生。慧远和他们在庐山不仅修持净土，也精研玄理。
此外，如支孝龙、竺法乘、于法开等也都颇有名士气度。
这些生活于两晋玄风盛畅氛围中的名僧，其言论、行为、风姿无不染上了时代的气息，如竺叔兰性喜嗜酒，每饮必至五六斗方尽兴。一次大醉，卧于路旁，被差吏送入郡狱，当郡尹责问其出家人何以饮酒时，竟答以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必分是否出家人。真有几分刘伶的风格了。又如康法畅，虽身披袈裟，却常手执麈尾，每逢遇见名士，便清谈尽日，其行径已难以区分到底是僧人还是名士。所以，孙绰以竹林七贤配七僧，正反映了西晋时期一批玄学化的名僧的出现。
这样一批言行举止、气质风姿都绝类名士的名僧的出现，自然博得众多玄学之士的青睐，视为知己，披襟致契，结为知音之交，出现了名士与名僧相会交游的景象。竺道潜曾与中朝名士桓颖结为至交，渡江后，又与王导、庾亮等谈禅说理，游心玄虚。竺法汰与王导之子王洽结交，王洽不仅供养竺法汰，而且常以谈玄为乐。康僧渊与殷浩辩难《老》《庄》义理，自昼至曛。支孝龙与阮瞻、庾凯等结为知音之友，世人称为“八达”。帛尸黎密多罗与王导、庾亮、桓彝等披襟致契，常作终日之谈。支遁更是与谢安、许询、王濛等辩难问屈，成为东晋玄学之士清谈的座上常客。
名士、名僧的相互知交，既使得玄学更好地认识了佛教，将佛理引入玄学；也使得佛学能以中土人士所熟悉的语言、形式传播开来，促进了佛教的玄学化。可以说，正是通过了名士与名僧的相互交游，才完成了玄学和佛学这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融，玄言佛理，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硕果。
三、名士精研佛经与玄学佛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