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民族政权中，由上而下地推行胡文化汉化最为突出和彻底的，当推北魏拓跋氏。拓跋氏自拓跋珪之时起，就开始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通过诏诸州郡，征请名儒，以修立文学，整齐风俗。如索敞专门从事对拓跋贵族子弟的儒学教育，其学生中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尚书左仆射元赞等均为其学生。这些儒家士人还在代京整理儒家经典，加以训诂、注释。如索敞将散在各篇中的儒家关于服丧的规范仪注汇编成《丧服要记》，为拓跋氏了解和吸取儒家丧仪礼节提供了方便。阚骃对曹魏时的易学大家王朗所注《易传》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发。到献文帝拓跋弘时，拓跋族上层集团的儒化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拓跋贵族。孝文帝即位后，便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汉化。公元493年，他将京城从游牧文化氛围笼罩下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神州中心的洛阳，割断了胡文化的地域纽带。紧接着，孝文帝又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奖励鲜卑与汉人通婚，改鲜卑姓为汉姓，禁胡语胡服，从风俗礼制到语言服饰，全面割断了拓跋族与胡文化的联系，使胡文化彻底汉化。
胡文化汉化的第二条途径是自下而上的转变旧有的文化观念与礼仪习俗。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后，与汉族人民错居共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学会了汉语，了解了汉族的礼仪习俗，而且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发生了文化观念和意识的变化。如胡人对两性关系的观念较为开放，“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但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变化。北朝乐府《折杨柳枝歌》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昔日大胆自由追求意中人的胡家少女形象不见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汉族女子寄希望于“父母之命”的闺中怨辞。至于段丰妻慕容氏在段丰死后宣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拒不听从其父再嫁之命，则更是无一丝一毫“胡”气，全然是一位恪守儒家贞烈观的汉族妇女。显然，儒家的贞操观念已在一部分胡人身上扎下了根，并不自觉地以汉文化观念来支配自己的行动。
胡文化的汉化是多方面的，除了表现在思想观念、伦理习俗、教育科技等方面，还表现在经济生产方式、政权结构制度等方面。因与本书主旨不合，此处不赘。
二、胡风内渐与汉文化的胡化
文化的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吸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同样如此，在胡文化汉化的同时，汉文化在胡风内渐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胡化”的现象，正如崔浩所言：“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而俗，化给四海。”[4]与两汉拘谨的汉文化相比，这时的汉文化更多了几分“胡气”，并在文化观念、社会风习、婚姻关系等诸多方面显示出来。
第一，汉文化的胡化表现为华夷观的变化。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观，使汉文化一直对胡文化抱有排斥、贬低心态。西晋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就表达了这种心态：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而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阴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