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缘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有的还先后在中原建立政权。各民族之间的接近，使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华夷”有别的观念，在胡风内渐的影响下，逐渐被胡汉杂糅所替代。交会——冲突——融合，胡汉文化间的这种变化轨迹，成为魏晋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一、胡汉相交与胡文化的汉化
夏、商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逮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又一个民族迁移的**，北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诸“胡”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定居下来。于是，胡、汉之间在这块土地上相交了。自三代至秦汉的两千多年中，少数民族和汉族有过无数的相交，然而，这次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相交，使游牧民族的“胡”文化与农耕民族的“汉”文化得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交流，并逐步走向融合。
不论是自卑心态，还是貌似强横的“抑汉”心态，胡、汉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在经历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后，两者必然要走向融合。而文化的融合，又不能逃脱马克思揭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3]的历史规律。在先进的汉文化面前，胡文化必然地走向了“汉化”。
陶侍从俑（北魏）
1965年河南洛阳出土
胡文化的“汉化”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通过胡族统治者采取的“汉化”政策，使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逐渐融入汉文化之中。建立汉国和前赵的匈奴刘渊、刘曜，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坚、苻融，建立后秦的羌人姚苌、姚襄，以及建立南凉的秃发乌孤，建立北凉的卢水胡沮渠蒙逊等，都曾通过崇尚文教、征聘汉族士大夫等政策，使汉文化逐渐渗透、进入胡文化之中，促使胡文化与汉文化的同化。这种由上而下的汉化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得以实现。
其一，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习经明儒。如刘渊曾师事上党大儒崔游，习《毛诗》《尚书》《易》，尤好《春秋左氏传》，《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聪聪悟好学，经史百家，无不综览。石勒家世低微，曾被掠卖为奴，目不知书，但他在军旅戎马之间隙，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推崇儒学，视为安邦治国之不可或缺。李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姚兴常与儒士梁喜、范勖等人讲论经籍，不因戎事废业。沮渠蒙逊博涉经史，通晓天文。少数民族统治者自身的习经明儒，使他们能更准确地了解汉文化，从而促进胡文化的汉化进程。
其二，延聘汉族儒家士人，为胡文化的汉化提供理论依据。如石勒曾将河北地区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下令族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礼请博涉经史的汉族士子张宾为谋主。慕容廆虚怀引纳流亡到辽东的儒士，并委以重任。秃发乌孤曾大规模收罗儒家士人、中州才令、秦雍世门、西州德望，皆将其延揽到南凉政权中，授以各种职位。就连以残暴著称的后凉氐族统治者吕光，都很尊重儒家知识分子，延聘宗钦、宋繇等担任要职。汉族儒家士人进入胡族政权后，或参与军国大政，或帮助整理各种文化典籍，或制定儒家礼乐制度，从不同层面将汉文化的因子注入胡文化之中。
其三，兴办学校，倡导儒学。如石虎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又令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宫。苻坚在枋头亲自祭奠孔子。慕容廆令世子慕容皝和宗室国胄皆到学校受业，学习儒经。秃发利鹿孤接受祠部郎中史皓的建议，兴办学校，以教胄子。沮渠牧犍尊河西大儒刘昞为国师，命百官皆以学生之礼师事刘昞。学校的兴办，使胡族官吏子弟直接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胡人。在这一过程中，胡文化也逐渐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