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少数民族的内迁，在北部中国曾先后出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们与在南方的汉族王朝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维持和巩固政权，胡汉统治者都能及时地对文化政策进行调整。
一、汉族统治者对主导文化的选择与整齐风俗
魏晋南北朝是多样性文化丛生的时代。面对这一形势，历代汉族王朝从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在对主导文化进行艰难选择的同时，还适时地对异端文化加以剪除和改造。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政策呈现波动性很大的特点。
汉魏之际，群雄扰攘，为扩充实力、争夺天下，往往不择手段。曹操把“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30]作为用人标准，是公开蔑视旧的道德规范。魏、蜀两国最初都采取了以法治国的方针，法家特征十分鲜明。只不过诸葛亮主张刑礼并举，既强调法治，也不偏废伦理纲常；而曹操则明示“拨乱之政，以刑为先”[31]，将刑名法术思想放在首要地位，目的在于强国足兵，争雄天下。但是当北方初定，曹操也转而注意到儒学的教化功能。建安八年（203年），他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32]以后他那些当了皇帝的子孙，都在崇尚法术之余，给予儒学一定的地位。
曹魏政权的文化政策，始终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转移。曹操在汉末曾是党人的同情者，但到掌握权力后，很快就对“阿党比周”的文人结社活动反感起来。建安十年（205年），他以“整齐风俗”为名，下达破散朋党的法令。曹操、曹丕父子还用“浮华交会”罪名，屡兴大狱，杀掉不少善思索、敢议论的知识分子。太和末年，明帝曹叡再起“浮华”案。但是由于参与者过多，这些人的父辈又是朝中的重臣，故曹叡未像父祖那样大行杀戮，只是以免官禁锢，匆匆收场。至于道教，曹魏统治者在镇压之外，对其上层人物或诱以利禄，或软禁在京城之内，力图限制它在民间的发展。
东晋时期，真正控制国家权力的门阀士族鉴于国破家亡的教训，一改沉湎空谈、不务实务的旧习而为礼玄双修。由于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先后执朝柄的王、庾、桓、谢等氏，对于主导文化的选择，表现出了差异。
王导是王衍的从弟。他为晋元帝规划的国策为：“谦以接士，俭以足用，清静为政，抚绥新旧。”[33]玄学中“无为而治”的色彩十分浓重。但是王导又上书建议修学，称“庠序设，五教明，德礼通洽”，可以使“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34]，也给儒学留出了一定的位置。司马睿晚年，不甘心受制于王氏，大树申韩之说，欲通过“以法御下”以伸张皇权，但不果而死。庾亮执政期间，既反对申韩之术，又不满王导的“愦愦之政”。他虽然“性好庄老”，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要重振经学政治。继起的桓温比庾亮更为积极进取，具有类似经学士族的品格。庾、桓先后以失败告终，到谢安崛起时，王导“清静为政”的玄学政治精义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王弼易学也乘机上升为官学。
南朝时期，皇权政治逐渐回归。出身相对低微的皇帝虽然并不否定玄学，但是已开始倡导儒学，其中尤其重视的是《礼》学。宋文帝元嘉年间，儒、玄并立于四学，名儒雷次宗以《三礼》授徒，连皇太子都是他的学生。齐、梁时期，儒学一度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梁武帝曾“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35]。于是“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36]，使魏晋以来儒学门庭冷落的局面有所改观。不过，儒学在南朝，由于长期受玄风侵蚀，加之又与佛、道二教处在并立的形势下，其作用毕竟有限。《礼》学所以受重视，是因统治者注意到了它的实用价值。对于儒学传统中有关精神追求的高层次内容，南朝则很少有人予以发掘阐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