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字濬沖，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王戎少年时闻虎啸而不惧，神色自若，高门望族的家学渊源，又使他长于言谈应对，因此，颇受阮籍等人的赏识。阮籍曾对王戎的父亲王浑说：“濬沖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14]说明王戎少年即有玄学之士善于清谈的风度。而且王戎的言谈往往言简意赅，颇多隽语，深得玄学注重言约旨远之要义。王戎在仕途上曾几起几落，后虽位至三公，仍心怀竹林之游，感叹入仕犹如鸟之入笼，丧失自由。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沛县）人。刘伶虽容貌丑陋，淡默少言，但深通老、庄之道。在竹林七贤中，刘伶以饮酒著称，鹿车壶酒，不以生死为念。其所著《酒德颂》，将老庄哲理注入饮酒之中，因此，刘伶不像阮籍那样以酣饮避祸，而是借饮酒为得道之途径，以饮酒来陶醉老庄精神，以酒德来比喻老、庄之道，并以此向名教礼法进行挑战。
竹林七贤在继承正始玄学的基础上，从行为和理论两个层面发展了玄学，形成了竹林玄学，使之成为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
理论上，竹林七贤突破了王弼、何晏儒道融合的玄学思想，认为自然与名教不可调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进一步发展了道家的自然无为，从竹林七贤的文章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如阮籍的《达庄论》中说：
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与身，修饰洁者感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贞。[15]
以息争、无欲、空虚、守静的自然无为来反对礼法名教的有为，保持人的自然之性。阮籍的这种观点在嵇康等人的文章中也处处可见。
竹林七贤在强调任自然的同时，对《六经》进行了公开否定，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16]。这就是说，儒家礼法是压抑人的本性，违背了自然之道，礼法名教与自然水火不能相容，无从调和。从而突破了正始玄学王弼、何晏的儒道调和论。
竹林七贤还将老庄思想引入了其他领域，使玄学思想更为丰富。如刘伶赋予酒以老庄哲理，使魏晋名士纵酒放达有了理论依据。嵇康以老庄思想诠释音律，以“声无哀乐”论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依据老庄的宇宙观，对音乐的本质、与人的感情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从而融哲学、美学、音乐于一体，丰富了玄学。
在对老庄思想的阐发中，竹林七贤更倾向于《庄子》。王弼、何晏等正始玄学之士主要发挥了《老子》、《周易》思想，而竹林七贤则从庄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找到了一种更为放任旷达、不拘行迹的达观思想，因而对庄子思想进行了更多的阐发，使玄学发生了一大变化。此后，庄子思想受到玄学之士更多的叹赏钻味，以致老庄之学变成了庄老之学。
行为上，竹林七贤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下，强调不遵礼法，摆脱礼法名教的羁绊，追寻人的个性自由。阮籍认为礼非为他所设，醉眠邻家妇侧，母丧期间，当着司马昭之面饮酒食肉；阮咸与猪共甕饮酒；刘伶以天地为室栋，以室屋为裈衣，脱衣裸形居于屋中；山涛妻夜间越窗窥视嵇康、阮籍，达旦忘返，而山涛不以为怪。凡此种种，都反映了竹林七贤不受名教礼法约束，而追寻自然之道。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行为上将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加以发展，开魏晋名士旷达放任、不拘礼法之风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