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玄学的主要形式是清谈，即以究天人之际的玄学义理为内容，众人相互辩难讨论，将义理谈论透彻。当时，玄学之士涉及的主要命题有以无为本，言、意之辨，圣人无情说，才、性之辩等。通过对这些命题的问难诘辩，援道于儒，在一定范围内排挤了儒家的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正始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后，两晋名士对正始玄风追慕不已，亦不足为奇了。
二、竹林七贤与竹林玄学
正始之后，曹魏政权实际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秉政，两年后，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代之执政，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死，三个月后，其子司马炎篡魏建晋。在这短短的十六七年时间中，拥戴曹魏的官僚士大夫不断起事，司马氏则大开杀戒，继曹爽、何晏诛夷三族后，夏侯玄、李丰、张缉、毌丘俭、诸葛诞等也相继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魏晋易代之交一片腥风血雨，竹林七贤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动**的时代。
竹林七贤之名见之于《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七贤”的活动，已在正始之后。
“竹林七贤”砖刻画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嵇康虽家世儒学，却好谈老、庄，超然旷达，不修名誉，嫉恨礼法，菲薄周、孔。景元三年（262年），因言论**罪而下狱，不久处死。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家学熏陶，阮籍博学多艺，尤好《庄》《老》，旷达不羁，不拘礼法。阮籍少年时亦有济世大志，然政局纷乱，遂寄情山水，纵酒酣饮，不与世事，以求自全。“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2]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其所著《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中，对那些拘泥礼法的虚伪之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山涛性好《庄》《老》，与嵇康、阮籍相交甚深。正始年间，山涛步入仕途，但因其时政局反复，曹爽与司马氏正相争激烈，遂辞官而去，与阮籍、嵇康等作竹林之游。直到司马师当政，才重新出仕。由于山涛兼具名士声望和从政能力，入晋后屡次升迁，位至三公。
向秀，字子期，与山涛同为河内怀人。向秀在竹林七贤中独树一帜，在玄学思想上不像嵇康那样偏激和苦苦相求，不像阮籍那样常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举，而是雅好读书，心境澄静，以一种甘于淡泊、随遇而安的恬静和自娱自乐的达观心态面对现实生活。向秀精研《庄子》，著有《庄子注》，史书称其：“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庄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13]说明向秀对玄学发展起有重要作用。由于向秀的《庄子注》，使后世玄学家对庄子的兴趣超过了老子，正始年间玄学名士喜谈老、庄亦演变为后来的庄先老后。
阮咸，字仲容，阮籍之侄。阮咸精通音律，妙解丝竹，时之谓之“神解”。阮咸亦和其叔阮籍一样，不拘礼法，母丧期间，仍然纵情越礼，不顾等级尊卑之分，与姑母的鲜卑族婢女相爱，当听说姑母携婢女离去时，竟借客人之驴，身着丧服去追赶，与婢女同骑而归。其**不羁可谓达于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