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狭义的，控制及利用自然之技术、生产之工具。
(二)政治上之自由及法律上之平等。
(三)互助之替代斗争。
(四)大多数人之幸福。
(五)一切文化内容之繁赜化。
以上五者在各民族、各国家或各文化之历史中，是否有继续不断之进步?换言之，是否在任何时代只有增益而无减损?下文请从末项起分别讨论之。
(一)所谓繁赜化者，谓由一单纯之全体生出相差异而相倚相成之部分。斯宾塞尔在《进步：其法则及原因》一文，阐说此种进步甚详。彼以为宇宙间一切变化皆循此经过，此事亦非例外。试以政治为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之差别，由微而著。“最初之统治者自猎而食，自砺其兵，自筑其室”,进而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鸿沟。政治与宗教始焉合一，终然分离。法令日以滋彰，政府之组织日以繁密。更以经济上分工为例，其日趋于精细，更为极明显之事实。其在语言，则有文法上之析别，形、音、义之孳乳。其在美术，则音乐、诗歌与舞蹈由合而分，绘画、雕刻由用器之装饰，而成为独立之技艺，凡此皆繁赜化之事实。至若科学史上之分化，更无须举例矣。就文化之全般而论，繁赜化之继续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若就单个之文化成分而论，却有由繁能超于简，甚且由简而趋于消灭者。例如宗教之仪节、神话之信仰、苛细之法禁是也。
(二)谓在任何文明之历史中大多数人之幸福续继增进，此说之难立，无待深辨。五胡十六国时代大多数中国人之幸福，视汉文、景、明章之时代何如?十九世纪中叶，及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多数中国人之幸福，视十八世纪时代何如?类此者例可增至于无穷。
(三)自由、平等或互助之继续进步。此说，更难当事实上之勘验。试以中国史为例，吾人但以五胡十六国时代与两汉全盛时代，以晚唐五代与盛唐时代，以元代与宋代，以崇祯末至康熙初与明代全盛时一比较，便知此等史观之谬。
(四)生产方法之继续进步似可认为事实。一种新发明而较有效率之生产工具之被遗忘或拾弃，历史殆无其例。然智识内容之继续进步说，则难成立。试以我国数学史为例。明代在西学输入以前，实为我国数学大退步之时代。宋元时盛行之立天元一术至是无人能解。其重要算籍如《海岛》 《孙子》 《吾曹》等除收入永乐大典，束之高阁外，世间竟无传本，后至清戴震始从大典中重复输出焉。吾人若更以中世纪初期之与罗马盛时之学术史比较，则智识继续进步说之谬益显。
思想方法进步说之最有力的倡导者为孔德。彼以为思想之发展经历三阶段。其一为神学时期，以人格化的神灵之活动解释自然现象。其二为玄学时代，以为有种种抽象的势力附丽于万物中而产生其一切变化。其三为实证时代，于是吾人放弃一切关于自然现象之“理由”与“目的”之讨索，惟致力于现象间之不易的关系之恒常的法则之发现。于是吾人屏除一切无征之空想而以观察，实验，为求知之唯一之方法。虽然在同一时代各科学不必建于同一阶段。例如物理学可入于实证时期，而生物学仍在玄学或神学时期，然则吾人以何标准，而划分某时代之属于某阶段?孔德以为此标准乃在道德及社会思想之方法。实证的伦理学及社会学之成立，即一人群之入于实证时期也。
孔德之三时期说实予学术史家以极大之帮助，使其得一明晰之鸟瞰。就大体言，此说无可非难，然此说所予通史家之助力盖甚少。一民族之普通思想方法恒在长期内无甚更革，而同时文化之他方面则发生激烈之变迁(例如我国自春秋末迄清季大致上停留于玄学之阶段，而经济、政治、宗教、学术上则屡起剧变),则后者之不能以前者解释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