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朝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朝廷用诗赋去考试士子，诗人很容易走上荣显的路，王公贵胄争着交结诗人，供养诗人；在华筵盛会中，在歌台舞榭里，把他们奉作上客。他们的作品，早上写就，晚上便会传遍了长安的“教坊”。多少娇滴滴的歌喉会唱着他们的佳句!多少温柔的心会羡慕地暗记着他们的姓名!爱好诗歌的风气不仅限于上层社会，并且普及到民间。一个幸运的诗人会在穷乡僻邑中发现他自己的诗被写在寺观、旅店或村塾的墙壁上；会在市廛里巷中听到他自己的诗被人咏歌；会在不相识的人群中听到他自己的诗受人夸赞。
在这时代里，却有一个穷愁终身的诗人，他应“进士”试没有及第，他的作品不曾流传到教坊或市井；然而他却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或者竟是我国历来最伟大的诗人，他被后世尊为“诗圣”。这便是杜甫。
杜甫，字子美，洛州巩县(今河南巩县)人，生于玄奘死后四十八年，即公元七一二年。
在唐代诗人中，他咏及自身经历、社会状况的作品最多，故此有“诗史”之称。我们正好从他的诗里考见他的生平和他的时代。
杜甫的诗才很早就表现。自述道：“七齿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又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崔魏并是当时名士。班扬指东汉的班固和西汉的扬雄，皆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但他只管年少峥嵘，自从二十一岁应进士试落第后，一直潦倒了二十多年，中间时而流浪四方，时而穷居长安。这是他中年的自观：“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到了四十三岁的一年(天宝十四年),因为以前进献了三篇赋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才补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即太子侍从武官属下的一员小吏。这是一个十分闲散而穷苦的差使。此时他已有妻子，但穷到不能在长安住家，只得把妻子寄顿在近畿的奉先县。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初冬，他到奉先去看望妻子，刚入门便听见哭声，原来他的幼子已经饿死。
(二)
杜甫的少年和中年正当玄宗皇帝的开元、天宝年代。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从太宗即位之初到这时期之末，中间继续了一百二十多年的升平。后来杜甫追述这个时期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
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友朋皆胶漆。”
不过这太平盛世里，实隐藏着不少的血泪。杜甫自身的经历不用说了，他这次回到奉先后，从自己的哀痛，联想到普遍了社会下层的悲惨，反衬着社会上层的骄奢，因此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一首长诗，把这时代的黑幕揭穿了。这诗中的警句有道：“彤庭所分帛，本自贫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形容贵人的享乐：“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烧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开元、天宝的“盛世”,一般诗人的工作是赞美朝廷，阿谀权贵；是给乐工舞女作歌词，供王公大人的娱乐；是“嘲风月，弄花草”,或梦想神仙的境界，以消磨闲暇的时光。注意到被践踏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拿诗去替他们诉怨苦，鸣不平，杜甫是头一个。
《自京赴奉先咏怀》诗的墨还未干，大乱便降临唐帝国。就在这年十一月中旬，安禄山在河北作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接着洛阳被毁(唐以洛阳为东京),接着潼关失守，接着玄宗逃难四川，接着长安陷落。
安禄山及其余党的叛乱虽然在八年之内先后被平定，但从此唐帝国的面目改变了；从此拥兵据地的军阀，即所谓“藩镇”者兴起了。往后一百四十多年间，叛乱连绵不断，藩镇的权力渐渐扩大，藩镇的数目渐渐增加，唐帝的地盘和权力渐渐缩小，直缩至名实俱亡为止。
话说回来，玄宗逃到四川后，惊魂才定，便传位给太子。太子在甘肃的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杜甫在长安贼中冒险逃出，跑到灵武谒见肃宗，补了个六品的谏官，叫做“左拾遗”。这是他仕途中最得意的时候了。但不久因为强谏得罪，几乎丧命。
接着畿辅闹饥荒，他流转山谷间采橡实黄精之类过活，儿女饿死数人。后来流落到四川。适值故人严武镇守西蜀，把他招入幕府。他在西蜀住了六年，中经两次变乱。严武死，四川又乱，他举家避难到湖南，湖南又乱，他就在流离中病死，年五十九。
杜甫的诗友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陇西(今甘肃)李白。他在当时的诗名，远在杜甫之上，后人却以李杜并称。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批评他们道：“太白(李白字)的歌诗豪放飘逸，固不可及；但他的格调止是如此而已，不知道变化。至于子美，则悲哀或欢愉的，豪放或谨严的，发扬或蕴蓄的，急促或舒徐的，无施不可。所以他的诗，有的平淡简易，有的绮丽精确，有的严重威武，像三军的主帅，有的奋跃驰骤，像放步的骏马……”要透澈的了解这番话，只有熟读两家的诗集。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0、131、139期，1937年4月2、9日，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