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余篇，在春秋时代是有实用的。平常贵族交际上的词令要引诗做装饰，朝廷享宴外宾时，照例要选《诗》中的一首或一节，命乐工歌诵，以作欢迎词，这叫做“赋诗”。来宾也得另选一首或一章回敬，这叫做“答赋”。主宾间的情意、愿望、恳求，甚至讥刺，每“断章取义”地借诗句来隐示。在这种当儿，诗篇生疏的人便会出丑。故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任何贵官都有招待外宾或出使外国的机会，所以《诗》的熟习成为贵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诗当然也以它的应对功用为主。 《诗》中含有训诲意味的句子，当时每被引为道德的教条。这一方面孔子也没有忽略。但他更进一步。他教人读《诗》要从本来没有训诲意味的描写，体会出人生的道理。这便是他所谓“兴于《诗》”。例如《诗》云：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兮，
意思原是说一个生来美好的女子，可施装饰。子贡问这里有什么启示，孔子答道：“绘画要在有了素白的质地之后。”子贡跟着问：“然则礼要在(真情)后吗?”孔子便大加赞赏，说他有谈《诗》的资格。
诗和乐在当时是分不开的。 《诗》三百篇都是乐章。而正宗的音乐不外这三百篇的曲调；除了射、御和舞以外，音乐是贵族教育最重要的项目。一切典礼里都有音乐。而他们平常闲居也不离琴瑟。孔子本来是个音乐家，虽然他在这方面成就完全被他的“圣德”所掩。再没有别事比音乐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齐听了韶乐曾经“三月不知肉味”。这种享受他当然不肯外着他的弟子们。他的教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讲音乐和前人不同处在他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独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并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有两种主张：第一，音乐要平民化。他的门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满邑都是弦歌之声。第二，音乐要受国家统制，低劣的音乐要被禁绝。当时郑国的音乐最****，所以他倡议“放郑声”。他晚年曾将《诗》三百篇的旧曲调加以修订。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回事。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颂各是诗中的一门类，依着音乐的性质而分别的。经孔子修正过的乐曲，可惜现在无从拟想了。
后世所谓儒家的“六艺”,除了以前提到的《礼》 《乐》 《诗》和《周易》外，还有《书》和《春秋》。是时《周易》一书，除了卦爻辞外，又增添了象传。那是解释卦爻辞之文，孔子以前鲁太史所作的，韩宣子聘鲁时已经看见。卦爻辞或象传中含有劝诫意味的话，孔子偶然也引来教训弟子。但孔门的科目里并没有《周易》 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谈的。《书》,大部分是西周的档案，其内容或为战争时的誓师辞，或为周王封立国君时的册命之词，或为周王对臣下的告谕，或是王室大典礼的记录；另一小部分则是追记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语的。这类文件据说在孔子时有一百多篇，现在只剩二十八篇。《书》中训诲的话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学者引用。它是孔门的读本之一，虽然还不及《诗》的重要。
《春秋》本来是鲁国史官的流水账式的记录的总名。大约因为它每年必标举四时，所以简称《春秋》。它的内容可以现存的第一年为代表：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 来归惠公仲子之赌。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像这样的史记，列国都有的，大约鲁国的特别远久，特别全备。这些史记并不完全依事直叙。因为有些丑事，例如鲁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叙。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记错，来寄托褒贬的意思，或维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晋灵公明明是被赵穿弑了的，但晋太史董狐却因为赵穿的兄弟赵盾“亡不越境，返不讨贼”,便记道：“赵盾弑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应晋文公的唤召去参加践土之会，而现传的《春秋》却记道：“天王狩于河阳。”传说孔子曾采用与这两例一路的“书法”,将鲁史记中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为现存的《春秋经》。这一段所包括的时代(前722至前481年)被史家因此称为春秋时代。《春秋经》之始于隐公不知何故，也许鲁史本来如此。它终于哀公十四年，传说是因为是年叔孙氏子出猎获麟。据说麟是预兆明王出现的祥兽，现在“明王不兴”而麟被猎获，孔子感觉道穷，因此含泪绝笔云。
总结孔子和六艺的关系： 《诗》 《书》,他只沿用作教本，而时或加以新的解释或引申。 《易》,他不过偶尔征引。 《礼》,他加以重新估价，并且在小节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礼用麻，时礼用丝，孔子从众，因为当时用丝价廉；又古礼臣拜君于堂下，时礼拜于堂上，孔子从古礼，因为他觉得时礼近于放肆。至于《乐》和《春秋》,他虽加过修改，到底他绍述的成分多而创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学术上他果真是仅只述古的人吗?至少就道德的教说而论，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问子贡：“你以为我是多多的学习却把所得牢记的吗?”子贡答道：“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我一以贯之。”他认定所有的道德规律中有一条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罗其他的。这种认识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发明。孔子的一贯之道，据他的高足弟子曾参的了解而他所没有否认的便是“忠恕”,忠恕只是一种态度“仁”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恕便是他所谓人人可以终身奉行的一个字，意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的广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的狭义是尽自己对他人的责任，甚至不顾任何的牺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这种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说“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第六节 孔子的晚年
孔子从卫归鲁，至迟当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为增加军赋的事咨访孔子。此时孔子已俨然一个国老，公卿不时存问、馈遗，国政也有资格过问。哀公十四年齐大夫陈恒弑君，孔子便斋戒沐浴，然后上朝，请求讨伐。和陈一丘之貉之三桓，虽能遏阻鲁国的义师，却不能遏阻孔子的义言。
和孔子的声望同时增加的是他的门徒，和门徒所带来“束修”之类。此时他的生活很可以当得起一个退职的司寇：行则有车代步；衣则“缁衣(配以)羔裘，素衣魔裘，黄衣狐裘”;食则“饭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合时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陈绝粮时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样的晚福他并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四月(即“夏历”二月),他卧病七日而死，享寿七十四岁。
孔子死后，门弟子把他葬在鲁都城北泗水边，并且为他服丧三年，然后洒泪分手。诸弟子和别的鲁人依孔子冢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为“孔里”。冢前的空地，成了鲁儒举行乡饮、乡射等典礼的场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辟为他的庙堂，内藏他的衣冠、琴、车、书籍和礼器；孔门的儒者继续在其中学习礼乐。此后历尽四百年的兴亡和兵革，这庙堂里未曾歇过弦歌声。
孔子死后六年而越灭吴，又七十年而晋国三分，战国时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