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秩序的破坏不仅在政治方面，弭兵大会以前的长期混战，除摧毁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外，还摧毁了许多的迷梦。它证明了“昊天不惠”,它证明了“渝盟无享国”一类的诅誓只是废话，它证明了“牲轻肥腑，粲盛丰洁”无补于一国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证明了人们最可靠的靠山还是自己。当郑子产昌言“天象远，人事近，它们是不相及”的时候，理智的锋刃，已冲破传统迷信的藩篱。从前尽人相信一切礼法制度是天帝所规定的；现在有人以为它们是人所创设而且是为人而设的了。从前尽人相信王侯是代表天帝(君，天也),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恶君被弑或被逐，有人公然说他罪有应得，并且对叛徒表同情了。孔子曾慨叹道：“我还及见史官阙文，有马的借给人骑，如今都没有了!”这两件事虽然本身很小，它们的象征的意义却很大。它们象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总趋势，社会组织蜕变时所必有的趋势。因为旧道德的力量减少，又因人口增加，都邑扩大，贵族和庶民间的关系日益疏远，礼教的拘束和威仪的镇压已不够做统治之用，所以有些精明的贵族感觉到制定成文的刑法的必要。前536年(孔子十七岁),郑子产把所作的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前513年(孔子四十岁),晋人也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范宣子卒于前549年，其作刑书年不详),以同样的方式公布。这些都是非常的创举，在当时受着严厉的诽议的。孔子所处的时代的性质已约略表过。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着时代走的。他虽然还相信一个有意志有计划的天帝，但那已经不是可以用牺牲玉帛贿买的天帝，而是在无声无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绝口不谈鬼神的奇迹。有人向他请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请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远之”,教人“祭如在”。“远之”就是不当真倚靠它们；“如在”就是根本怀疑它们的存在了。不过既然根本怀疑它们存在，为什么还要向它们致祭，为它们举行繁缛的葬礼，并且守着三年的丧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报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则于心不安，于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仪节的迷信意义剥去，只给它们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义，这种见解虽然不必是孔子所创，在当时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张上，孔子却是逆着时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复古为革新，他要制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贵族脚下安守旧分的民众。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是历史兴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语。他尽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后，觉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华，文物灿备，不禁说道：“吾从周!”除了一些小节的修正，像“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乐则韶舞”等等以外，他对于西周盛时的文物典章全盘接受，并且以它们的守护者自任。他盼望整个中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