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神验的预言无疑地是事后追造的。所谓五世，便是弑齐简公的罪魁，孔子所要讨伐的陈恒。陈恒既立新君，便专齐政，把国内稍强大的贵族尽数锄去，又把自己的封地增加到多过齐君的采地。陈恒的儿子继做齐相，更把齐都邑的大夫尽换了自己的宗人，再传两世到田和，恰好遇着一个沉迷于酒色的齐康公。田和索性把他迁海边，留一个城邑给他过快活的日子，而自己践登侯位。
政变的潮流不久又波及周室。三晋和田齐的建国还须借重周王的册封。但三晋受封后三十五年，韩、赵便过河拆桥，合力攻周，扶植两个有力的王亲，把周室分裂为二：东周都于洛阳的旧王城，西周都于巩。此后周王的力量还比不上从前一个侯国里的小封君了。
第二节 魏文侯、李克、吴起
政权的转移每牵连到政制的改革。三晋和田氏，在地盘的扩张中，各把国内林立的小封君陆续兼并了，最后连公室也消灭了。在建国之前，即在竞争生存的时期，它们为免实力的分散，不能把新得的土地多所割封。齐、晋旧有的小封君于是逐渐被非世职而无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当四氏建国时，君主集权的局面同时成立，它们没有回到旧路的需要，而且权力这东西原是易握难放的，虽然此后这四国和同时的其他各国，偶然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的人数既绝少，每个封区若不是寥寥的数城或十数邑便是荒野的边地，绝不足和中央抗衡的。战国时代的国家，先后都向君主集权的路走，而最先走上这条路的是三晋和田齐。
这新建的四国当中，魏的新气象为最显著,它们的创业君主当中也以魏文侯为最英明。他开战国招贤养士的风气，在他的朝廷汇聚了国内外的人才。其中最可注意的除孔子的门人子夏外，有李克(或作李悝)和吴起。
(1)李克，魏人，是子夏的弟子，做了文侯的卿相。他是我国第一个大法律家，手定魏国的新法典。后世所传他的《法经》六篇大约就是这法典的底稿。《法经》是我国第一部详细的律文，可惜已经亡佚了。我们只知道其中一篇叫做《网经》,是关于盗贼的劾捕的；另一篇叫做《杂律》,有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等条目。李克又替文侯改定税法。从他自己所述这新税法的提议中，很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生活的情形，现在把原文抄在下面：
杂，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百田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每石值三十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杂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乘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收获为平时的四倍),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乘三而舍一(将农民所余四百石取去三百石),中熟则杂二，下熟则乘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放给农民)。 故虽遇饥懂水旱，乘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这新税法的实行，是战国的初年魏国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知道它到底实行了多久。
(2)吴起，卫人，或说魏人。曾从曾子和子夏受学。他是战国著名的兵法家，有兵书传后(已佚，今本乃伪托)。他曾给文侯将兵大败秦国，后来任西河守，抵御秦、韩、魏甚得力。他将兵和最下级士卒吃着一样，睡不铺席，行不用车马，亲自负粮，和士卒分劳苦，因此大得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