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朝的灭亡，宣告了法家政治的终结。它充分说明了以法家文化为核心的秦文化已不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唯一代表，法家思想也不能作为巩固封建统一帝国的统治思想。继秦而起的西汉皇朝，其统治者大多来自楚地，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缺乏可以依靠的统治思想理论的前提下，为了巩固新成立的封建中央政权，迅速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他们需要寻找自己的统治文化。西汉初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邹鲁文化首先作了尝试。其重要表现就是博士叔孙通向汉高祖刘邦进言，确立朝仪，并得到了刘邦的采纳。但是，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将儒家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思想。面对连年战争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人民要求安宁，汉初统治者根据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自汉初直至武帝上台执政，黄老之学取代法家，成为汉初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黄老之学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期，盛行于当时齐国的稷下，其思想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同时又兼采儒家的礼义、名家的形名诸说。因此，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与发展，本身就是各地思想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其总结性著作为《淮南子》一书。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的国力趋于强盛。但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日渐暴露，有时还很尖锐，加之周边匈奴等民族的侵扰，统治者再也不能采取所谓不干涉人民生活的“清静无为”的统治政策了。黄老之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需要一种更符合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能起长治久安作用的思想学说。于是，由春秋时期鲁人孔子首创的儒家学说，经过改头换面，便粉墨登场。这种经过改头换面的儒家学说，就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董仲舒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先秦孔、孟、荀诸派儒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大量地融合了“百家争鸣”中的阴阳五行家、法家、道家等多家思想，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工程。由于新儒学吸取了各地、各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提出了“三纲五常”学说，集中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关系和宗法制度的需要，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适应了巩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需要，因此，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当即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此后儒家地位越来越高，成为汉皇朝的官方哲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从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看，它也意味着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地区文化特点在统治思想文化方面已基本实现统一。并且，与秦皇朝的文化统一不同，它主要不是采取暴力形式，而更多地是文化本身发展的结果。
有必要指出，在汉武帝时代，儒家虽然在学术上被定为正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学派均已消亡。西汉皇朝虽然是在推翻秦朝后建立起来的，但在其推行的政治制度上，却大部分继承了秦代的制度。法家的思想仍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法家人物不仅在社会上广泛活动，还活跃于政治舞台。如汉武帝时期，在中央有以治淮南王刘安之狱而起家的酷吏张汤和法家出身的著名理财家桑弘羊，他们都掌有实权。在地方，则有许许多多“好杀伐”的酷吏，著名的有杜周、宁成、周阳由、赵禹、王温舒等。黄老之学与儒家的斗争也始终存在。汉武帝晚年也有向黄老之学返归的趋向，昭宣时期所采取的许多统治策略措施也明显具有黄老之学的思想痕迹。汉宣帝曾对“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厉声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0]这是汉朝统治者有意识地综合运用各家各派思想的明确表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原本存在的秦、晋、齐、鲁、楚等区域文化在统治思想文化上，其差异性已不再重要了。
秦汉时期是我国区域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经过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大融合，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已基本形成，并走向成熟。在政治上，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在经济上，形成了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思想文化上，奠定了以董仲舒新儒家为主，辅以道教、佛教（佛教系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格局。秦汉时期形成的这一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一直延续至中国近代，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把这一文化大格局比作一株树干，那么由此而派生的诸如政治体制、政治思想、宗法伦理、价值观念、文学艺术、饮食起居等，就是伸向各处的树枝，在这些纷繁的树枝上又结满了丰硕果实。在我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也有无数次与周边各族、海外诸国的文化交流，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文化营养，但是，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却始终未变，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核心没有变。而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这一大格局之所以能延续那么久，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积累与融合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