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西汉时统称为西南夷。《史记》和《后汉书》的作者根据西南夷各族的地理区域、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以及族属的不同，将西南夷区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贵州西部的夜郎、云南滇池区域的滇、四川西南部的邛都。他们均以农业经济为主，过着定居生活，“耕田，有邑聚”，有“椎结、左衽”的习俗，国有“君长”。第二类是洱海区域的嶲、昆明，他们以游牧经济为主，“随畜迁徙无常”，有“辫发”的习俗，无“君长”。第三类是在今成都西南的徙、筰和成都北部的冉駹，他们以农业和游牧业为生，即所谓“或土著，或随畜迁徙”，国有“君长”。第四类是在今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属氐族的一支，以农业和游牧业为主，国有“君长”。在西南夷各族中，属于羌语系统的较多，有冉駹、筰都、邛都、滇、嶲、昆明、棘、叟、摩沙等。夜郎和哀牢，原出自百越。
汉族与西南夷诸族的联系起源甚早。西汉初年，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贩运筰马、牦牛和棘人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运到西南夷并转贩到南越，两地之间有经济上的交往。武帝时，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反汉，杀汉使及犍为郡太守。汉攻下且兰，设牂牁郡及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东汉时，西南夷各族中虽时有“反叛”事件发生，但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夜郎人尹珍“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还乡里教授，于是南越始有学焉”[32]。汶山以西白狼等部相率内附，“作诗三章”，歌颂汉朝恩德，诗文载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此外，汉朝还通过哀牢地区，同滇西和缅甸境内的掸族发生往来。
四、与羌、氐族的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还生活着氐族和羌族。羌族主要居住于湟水及黄河沿岸。西汉时期，羌人仍保持原有的种号，不另立种姓。当匈奴强盛时，羌人曾与匈奴连兵10万攻令居塞，汉遣李息等率兵10万将羌人征服，并设置护羌校尉。汉宣帝时，羌人反抗汉人统治，围攻金城郡。汉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6万，屯田湟中，取得胜利，设置金城属国接纳归附的羌人，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又在羌人地区设置西海郡，并徙汉人入居此地。东汉时，羌人中迷唐种的势力强大，人口多达3万。每个种姓的最高首领称“大豪”，其下每10人左右有一个“小酋”。各种姓之间为着某种军事、政治上的共同目的，经常有不稳定的结盟关系，以便对付来自外族的威胁。由于汉朝政府的高压统治，东汉时羌人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屡屡打败汉朝的军队。汉桓帝时，对羌人采取“招抚”政策，并惩治羌人所痛恨的贪虐官吏，羌人先后归服达20余万人。
羌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同时从事农业生产。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击败先零羌，“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可见羌人畜牧业的发达。此外，羌人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仅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一段，“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随着羌人的大量内迁，并与汉人杂居，两个民族在经济、文化生活上相互影响，加速了彼此的融合。
两汉时期，在今陕西、甘肃、四川交界地区，还生活着氐族。其中，武都郡是氐族聚居的地区，故有“武都氐”之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白马氐所居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氐族与羌族相邻，但其经济则以农业为主，过定居生活。在习俗上，氐族的衣服“尚青绛”，嫁妇时的服装的缘饰“似羌”，“似中国袍”，“皆编发”。过去有人以为氐与羌同源，氐出于羌，看来其说不确。
汉代与羌、氐等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各民族人员的相互交往、交错杂居而实现的。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相互派遣的使者，他们是中原汉人与少数民族相互联系的桥梁和先驱。通过他们，中原与西北各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加强了了解，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全面交往。如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穿过匈奴所控制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张骞，在联系羌族部落中起过作用的义渠安国。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人员交往的另一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如西汉景帝时，研种羌以留何为首的羌族部落就曾迁徙到陇西郡，与汉族杂居。又如前文曾提及的宣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东迁的羌族。汉朝政府也不断地在西北地区组织屯田，进行农业生产，促进了汉人与氐、羌等族的交往。此外，由于民族内部或民族间的战争，汉人或少数民族中，各种逃亡、投奔、被俘的人员，其数量还不少。这些人逃入或被俘到其他民族地区后，同时也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与生活习惯带入了该地区，并在该地区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各民族人员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冲破了各民族的隔绝状况，促进了友好合作，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民族交错杂处、相互依赖的局面，为而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相互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