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奴灭东胡以前，乌桓和鲜卑同为东胡族的组成部分，是东胡部族联盟中两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因其“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26]。《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也。”一说乌桓最初为部落大人之名，后引申为部落之名，即“桓之以名，乌号为姓”[27]。秦汉时期，乌桓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之中。西汉初年，乌桓居住于乌桓山（一般认为是今阿鲁科尔沁旗的乌辽山）。汉武帝时，霍去病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居住。其地大约西起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经今赤峰地区，东至今哲里木盟地区，南至汉塞，北至今锡林郭勒盟中部的沙漠及西喇木伦河流域。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乌桓又南迁五郡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土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界，约为今辽宁、河北、山西等省的北部。东汉末年，曹操征乌桓，破乌桓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迁乌桓于中原。此后，留居于东北地区的乌桓人就为数不多了。由于乌桓不断西迁，在每个地区居住仅百余年，且分布甚广，四处游牧，因此很难形成一定的文化层。同时，乌桓对随葬器物“皆烧送之”，墓葬中也保存不了什么用品，所以至今还未发现乌桓的考古文化遗存。目前对于乌桓文化的了解，只能依靠《后汉书》及《三国志》中有限的文字材料。
从文献记载看，乌桓文化属畜牧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后汉书·乌桓传》载：“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这说明乌桓人属于游牧民族，各人从事畜牧营产，随水草放牧，吃的是肉，饮的是酪，穿的是毛皮，住的是穹庐。同时，《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还记载，在乌桓人的生活中，牛、马、羊等牲畜占有重要的地位。嫁娶时，送牛、马、羊以为聘娶之礼。丧葬则取亡者所乘马……烧以送之。犯法者可用马、牛、羊皮以赎死。乌桓人向匈奴纳贡，也用马、牛、羊皮。除畜牧业外，乌桓人还以狩猎活动作为其经济生活的补充。《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载：“俗善骑射……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有迹象表明，两汉时期乌桓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汉人先进的封建文化。《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这表明乌桓人已从汉族处引进了锻制金铁兵器的技术。但是《后汉书》及《三国志》都未提到乌桓人能自己冶金、铁。可见，乌桓人所锻的金、铁，其原料无疑是从中原汉族引进的。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乌桓人也有了一定的农业。《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载：“耕种常以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蘖，米常仰中国。”这表明乌桓已与中原汉族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并从中原汉人处学会了做酒，但酒曲还要依赖汉人，靠从中原输入。
另一方面，乌桓的社会习俗似乎也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这表明乌桓当时已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新婚夫妇也已从母方居住过渡到父方居住。这是乌桓人本身社会发展的结果，又可能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汉人影响下，乌桓人在葬俗上，在人死后也“敛尸以棺”。《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载：“俗贵兵死，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这种“敛尸以棺”的做法，是在汉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新习俗。
